|
|
|
 |
百余年来钱大昕研究述评 |
 |
时间：2009-7-24 13:54:41 来源：不详
|
|
|
献的学术大师。他的全集的编纂、出版是富有意义的学术文化工程，将为后人提供全面、深入研究的资料。”可以说，此次整理钱大昕全集，厥功至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嘉定钱大昕全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搜罗尚嫌不够，不少钱大昕的文章依然没有收入。如漆永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钱氏《讲筵日记》一册，《钱大昕殿试策》一摺册。据作者讲，《讲筵日记》可补钱氏学行诸事甚多，可补《高宗实录》之疏漏，对研究乾隆朝政事与学术也有一定参考价值。[19]王贵忱也发现钱大昕致毕沅的一封信，为乾隆五十年五月十六日，钱大昕收到毕沅分俸赠款后的答谢函。[20]潘建国指出，袁枚所编《续同人集》，收录钱大昕佚札多篇，其中有4首诗歌、3通尺牍，都是研究钱大昕的珍贵文献。[21]另外，许全胜、柳岳梅还发现上海图书馆所藏钱大昕手札九通。[22]所有这些，都是《嘉定钱大昕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其二，点校尚存在不少问题。陈得芝对《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的点校进行了大量勘误，指出因点校底本和校勘问题而导致的错误有25处，因涉及特殊专科知识而点校失误的有21处，因疏忽误读造成的点校差错31处。陈文还特别指出了《十驾斋养新录》卷13《东平王世家》、《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9《徽州路儒学旨挥》对元代圣旨、公文点校的一系列错误。[23]看来，这些问题还有待将来《全集》再版时一并补正。
此外，方诗铭、周殿杰点校的《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对钱大昕的总体评价。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怎样全面把握钱大昕学术的精髓，就成了人们研究的重要问题。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24]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25]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26]吕友仁归纳了钱大昕“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即不分门户，唯是之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文必己出，反对剽窃；平等讨论，知错即改；订讹规过，意存忠厚；奖拔人才，折节交下。并对《潜研堂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钱大昕的局限。[27]方诗铭、周殿杰合著的《钱大昕》一书，对钱大昕的生平、史学成就、对《宋史》的考订、对《元史》的研究、金石学的成就、文字音韵学的建树以及天文历算学的贡献都进行了探讨，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的史学大师。[28]张舜徽撰《钱大昕学记》一文，全面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同样给予极高评价。[29]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30]另外，王记录还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钱大昕归为吴派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钱大昕与吴派首领惠栋之间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旨趣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他吸收众长，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言。[31]龚江红、张淑艳则重点分析了钱氏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32]戴逸指出钱大昕开启了近代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对官修史书进行考校，重视舆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学、历史文献学、音韵学、天算学等方面成就卓著。钱大昕还对现实发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学精神体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