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钱大昕元史研究的分析。朱华忠、王记录认为钱大昕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有：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为后人利用、研究《元史》扫除了障碍；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发掘金石资料，为后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资料基础；重写《元史》，所撰《元史艺文志》及《元史氏族表》沾溉元史学界，所论元代重大政治、文化问题，影响甚大。其研究元史所体现出来的严密考证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一直影响着后来元史及边疆史地学的研究。[73]陈其泰也对钱大昕在元史学上的成就进行了考察，对钱氏的元史学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74]

　　（七）对钱大昕历史文献学成就的揭示。姚伟钧认为钱大昕的文献学成就主要在：由小学入手探求文献义理，注重目录版本辨伪，校正文献缺失，其方法求实科学。[75]曾贻芬则认为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成就的取得与其史学研究密不可分，从史学家的角度利用、发展考异，辨古籍真伪，考版本年代，修撰《元史艺文志》，都比一般文献学家高出一筹。[76]周少川具体研究了钱大昕的目录学成就，认为钱大昕更注重目录学在研究、整理古代典籍中的实际运用，在考证、校勘、辑佚、辨伪的过程中发展目录学。钱大昕研究、整理古代目录，揭示、考订各类典籍，编撰《补元史艺文志》，实践自己的文献编目思想，有很高的价值。[77]刘红敏、石斌则认为钱大昕的目录学为广义的目录学，他以考据为治目录学的基本方法，综合运用校雠、版本等知识来从事目录学研究。[78]严修总结了避讳义例在钱大昕训诂中的作用，指出钱大昕通过避讳义例，澄清了古籍中文字上的许多混乱，解释了古书版本上的一些问题。[79]邓瑞全认为钱大昕的避讳学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历朝避讳制度有深入了解；注意归纳避讳通例；利用避讳学校勘史籍，考证史事。[80]漆永祥分析了钱大昕的校勘学成就，指出钱大昕校勘重视善本，不迷信宋本；从众信古，不泥于古；阙疑存异，不专己守残。他用音韵学、舆地学、金石学、避讳学知识校勘，精于理校。[81]施丁则专门研究了钱大昕的金石学，指出钱大昕是清代金石大家，他以金石补载籍之缺漏，正史籍之错讹；他以金石与文献互证，成绩很大。他还据金石文发论，论人物、史事、史籍等。[82]徐有富研究了钱大昕的版本学成就，对钱氏的版本学造诣以及验证版本的手段都给予充分的揭示。[83]

　　（八）对钱大昕方志学成就的考察。陈光贻指出钱大昕在方志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方志人物立传的理论，并具体分析了钱大昕对方志人物传的看法。[84]陈文探讨了钱大昕关于修志取材、方志人物立传、修志者素养等问题的见解。[85]周梦江分析了钱大昕关于方志资料征集、志书体例、地理沿革以及人物编写的意见，认为钱大昕能兼取戴震、章学诚两人方志学说之所长，重历史又重地理。[86]倪所安认为钱大昕的方志学思想为：地方志为一方之征信；志以存道；博观约取；据事直书；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以黑为白等。[87]王记录也论述了钱大昕的修志活动和方志学理论，指出钱大昕的方志体例思想是“叙述有法，繁简适中”，对志家的要求是“志乘寓史法，不私其亲”；也分析了钱氏在方志人物立传方面的种种看法。[88]

　　（九）对钱大昕教育成就的总结。吴以宁指出钱大昕晚年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培养了大批东南士子。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汉学以及天文算学的教学与研究，加强蒙古、辽金语言的学习与研讨。在教育思想上，提倡“实事求是”，反对空言自夸，主张平等讨论。其思想中还渗透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89]

　　（十）比较研究。在研究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时，人们还往往将他与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人进行比较，以见其学术特性。柴德赓比较钱大昕和王鸣盛，指出在学术研究上，二人都治经学，卓然可立，但从经学的考据转到史学的考据，钱大昕关系最大，考证最精。在治学方法上，都推崇实学，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在做法上有所不同，考证各有心得。在治学态度上，两人都很认真，但王氏自命不凡，钱氏谦虚谨慎。在思想上，两人都比较保守，但对现实政治及历史，也有令人可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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