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钱大昕文字音韵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书海就对钱大昕《声类·释训篇》诸条进行疏证，依声求义，以义正声，溯厥本始，阐明转变之由来，以证声义相关之理。[39]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周斌武通过研究指出，在古声纽研究方面，钱大昕的成就最大，他的“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为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确实的证据，丰富了清代语言学的学术内容，推动了上古声母系统的研究，启迪后人。[40]汪寿明认为，在文字学方面，钱大昕归纳出《说文解字》的一些体例，指出大、小徐本的弊病。在音韵学方面，有“古无轻唇音”及“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个著名论断，在声纽研究上发前人所未发。在训诂学方面，有理论创新，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巨擘。[41]吕友仁不仅认为钱氏在古声纽研究上具有开拓性贡献，还特别分析了钱氏在《说文》正文字体、二义同条例方面的精辟论述，并驳正了章太炎对钱氏所做《恒言录》的不确评价。[42]吕友仁还论述了钱大昕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对段玉裁、朱骏声的影响，认为段玉裁注《说文》，采纳了钱大昕的《说文》研究成果，而对于朱骏声来讲，钱大昕则处在“考之于逵”的贾逵的地位。[43]吕友仁还针对王力先生认为朱骏声受段玉裁影响较大的说法，指出朱骏声受钱大昕的影响要比受段玉裁的影响大得多。辨明了学术源流。[44]张盛龙在研究钱大昕的音韵学时，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从类型学、历史发生学和方法论三方面对格里姆定律和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说进行了比较，指出钱大昕偏重于汉语本身的纵向比较，其方法包含有后来被称为内部重建法的某些因素。[45]漆永祥研究了钱大昕在古声类以及古韵研究方面的贡献，并特别指出钱大昕在少数民族语言上的成就。[46]肖建春则研究了钱大昕在字词考释上的成就，指出钱大昕考释字词的范围扩大，取材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吴派学者墨守汉学，不读汉以后书的缺点。考释方法主要有三条：研核古今，是正文字，审形体而得义；贯串古钮，通转有征，因声音明训诂；考以史实异同，证以风土民俗，据文化史而释词。[47]阎崇东也肯定了钱大昕与其弟钱大昭在《说文》研究上的成就。[48]陈蔚松和赵伯义还对钱大昕的《恒言录》进行了专门探讨，陈文认为《恒言录》体例严谨，类目分明；古今对照，考证精审；范围广泛，内容丰富。[49]赵文认为《恒言录》体现了钱大昕在俗语研究方面的成就。有释义精微、求本溯源、体例严密等优点，也有收词不严格，词语分类不合理等缺点。[50]

　　（四）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评价。史学是钱大昕一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领域，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探讨，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成果最多的。史念海讨论了钱氏对官修史书的看法，对史家基本知识的要求，以金石证史的成就以及史著取材的标准等问题。[51]林理炯称赞《廿二史考异》乃钱大昕一生精力所注之结晶。认为钱大昕决不是为著述而著述，钱氏主张经世致用，治学谨严踏实，强调独立见解。[52]治英认为钱大昕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严谨治学，品德高尚。[53]施丁在分析了钱大昕的史学成就后，指出钱大昕虽然在历史文献学的考证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和缺点，即只考其事而无系统分析，只是博古而不通今，囿于考据而不擅长明理。[54]施丁还扼要介绍了钱大昕的考证方法、考证内容以及钱氏对修史的看法，指出其考证方法有取证、比较、专题研究三种，考证内容主要在官制、地理、氏族和年代方面，其对修史的看法主要有尊重史实，据事直书等。但作者仍然认为钱氏是“乾嘉史学界搞历史考据、博古而不通今的典型”。[55]施丁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看法后来有了变化，他不再认为钱大昕博古而不通今，并写出研究钱大昕的力作《钱大昕“实事求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