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精于文字、音韵之学，多所发明。他重视古声母的研究，证明古无轻唇、重唇音的区别；由这一规律可以解决古籍上的许多疑难。如：古音文如门。《尚书》“岷山导江”，《史记·夏本纪》作汶山。古音微如眉。《春秋》庄二十八年，“筑郿”，《公羊传》作微。古音无如模。《汉书·功臣侯表序》：“靡有孑遗秏矣。”注：“孟康曰，秏音毛。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秏。”古音房如旁。《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二十八年为阿房宫。”宋本作旁。古音务如牟。《左传》莒公子务娄，徐音莫侯反。（注：均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重唇音”条。）今案，上述钱氏所举各例，至今广东潮汕话、广州话中都可以找到证据，这些正是古音的遗留。钱氏又以古无轻唇、重唇的区别，考证中古时期史事。他考证《魏书》所载“秃ｆà＠(11)”与“拓跋”、“佛佛”、“勃勃”均同义，云：“秃ｆà＠(11)之先，与元魏同出，‘秃ｆà＠(11)’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重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即‘勃勃’。ｆà＠(11)从＠(12)得声，与跋音正相近。”（注：《廿二史考异》卷二二“秃ｆà＠(11)乌孤载记。”）

《汉书·高帝纪》：“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此处“有意”五字难解，颜师古因不懂古音，此未加注。钱氏据《文选》注引《汉书》“意称”作“懿称”，美称也，与“明德”对文，是当以“懿称”为正。又据《诗·大雅·抑》篇，《国语》却引作“《懿》戒”，韦昭云：“懿读曰抑。”《尚书·金滕》“噫公命”，马融本“噫”作“懿”，云懿犹億也。根据上述各项证据，钱氏得出结论：“盖古书‘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注：《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有意称”之疑遂得到圆满的解决。

钱大昕习蒙古语，他运用蒙古语的知识以解释史籍上诸多歧疑。《元史·太祖纪》：九年春，“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夏四月，“筑埽邻城，作迦坚茶寒殿”。钱氏考证云：“揭揭察哈即迦坚茶寒也。译音无定字，史家不能考正，后世遂以为两地矣。”（注：《诸史拾遗》卷五“元史”。）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中，特别撰有“蒙古语”条目，考释元人以本国语命名的意义，或取颜色，或取数目，或取珍宝，或取吉祥，或取部族。如察汗，白也；孛罗，青也；伯颜，富也，等等。

钱氏谙熟版本之学，极重视经史考证当以善本为依据。《十驾斋养新录》卷三有“经史当得善本”条，云：“经史当得善本。今通行古北监及汲古阁本，《仪礼》正文多脱简，《谷梁》经传文亦有溷错，……《宋史·孝宗纪》阙一页，《金史》、《礼志》、《太宗诸子传》，各阙一页。皆有宋元椠本，可以校补。若日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他读《汉书》北宋景祐本，恰恰获得了证据，以证实自己撰《汉书考异》所考订的十几处错误。如《哀帝纪》“元寿二年春正月”，元寿二字为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乡当作成都等，都从景祐本证实他所考正确。（注：见《廿二史考异》卷六“汉书一”，《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汉书景祐本”条。）钱氏又以嘉靖闽本《后汉书》证实他所考订的刊误。通行本《后汉书·陈王羡传》：“遗诏徙封为陈王，食淮南郡”。钱氏考证淮南当为淮阳之误。他先以纪、传参证：“《和帝纪》改淮阳为陈国，遗诏徙西平王羡为陈王，是其证也。淮阳王眪以章和元年死，未为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羡。参考纪传，左验明白。”但这是逻辑推理而得，尚未获得刊本的确实证据。故有人提出可能应作“汝南”。后获善本嘉靖闽本，果然作“淮阳”，得到了确证，“私喜予言之不妄。”（注：《廿二史考异卷》十一。）

钱大昕又十分重视地理沿革学知识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曾形象地作比喻：“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之无相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历史是一幕活剧，而地理是演出的大舞台，这处大舞台的各处位置和名称不断演变，故若不懂地理沿革，则有如盲人出门不辨位置、东西，研史将无可适从。在乾隆时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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