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应着重指出，在当时有一批学者注重研治天文、历算，他们因之受到严格的数学逻辑方法的训练，使考证学达到更高水平，更加符合于近代科学方法，钱大昕在这方面也是出色的代表。实际上，这是18世纪自然科学方法对于文献考证之学的一次渗透，推进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在今天，这个问题对我们仍有启发的意义。清儒喜习天文、历算之学的风气，始于明末清初的徐光启、李之藻，他们学习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历算学，并融合中西算法，分别译著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康熙年间，王锡阐、梅文鼎继起，王氏著成《晓庵新法》，梅氏著成《勿庵历算全书》（共30种）。他们的著作，因求会通西方历算印证本国古籍，由此引起知识界对我国固有算学的重视。康熙帝以帝王之尊和天资的聪明，笃嗜历算之学，更增强了历算学的吸引力，于是研习者云起。乾隆年间，四库馆开，尤促使对古代历算著作作一次集中的搜辑整理，戴震即负责此项整理工作。戴氏中年以前已成《勾股割圜记》等极有价值的著作，受聘为四库馆纂修后，长期究心于子部天文历算类的整理编校和撰写提要的工作。阮元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戴庶常……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功岂在宣城（梅文鼎）下哉！”（注：《畴人传》卷四十二。）钱大昕亦精于天算学，著有《三统术衍》、《元史朔闰表》、《算经答问》等。他注目之重点与戴氏有别，戴虽遍注古算经，而自著之历算书，仍主宗西法，钱氏则专以提倡中法闻名。咸丰年间著名的历算家罗士琳对钱氏推崇备至，谓“宣城（梅文鼎）犹逊彼一筹。”（注：《续畴人传》卷四十九。）要之，戴、钱以学术大师而精于历算，遂使这门学问成为积学之士必修之业，如孔广森、焦循等人，都著有天文、历算的著作。研治历算学对于促进考证方法的严密大有关系，因为研究数学、天文、历法，讲求充分的证据、严密的判断，训练了严格的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从而更能自觉地遵守实证研究的原则，力求排除主观臆测、穿凿附会、夸大其词的蹈空习虚的作法。诚如康熙年间历算家王锡阐所云：“其合其违，虽可预信，而分杪远近之细，必屡经实测而后得知。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而已。”又云：“学之愈久则愈知其不及，入之愈深而愈知其难穷。……若仅能操觚而即以创法自命，顺心任目，撰为卤莽之术，约略一合，傲然自足，胸无古人，其庸妄不学未尝艰苦可知矣。”（注：分别见王锡阐：《推步交朔序》、《测日小记序》。）仔细体味这两段论述，则可知乾嘉时期历算之学受到学者的重视，其性质，实属自然科学方法与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学的交叉，训练考证学者树立重客观、重实证的科学态度，反对无根据的臆测。钱大昕既以严谨的态度从事历史考证，他又在历算学上卓有建树，因此，逻辑方法的训练促进考证的严密，在他身上得到最有说服力的体现。近代著名考证学者王国维和陈垣，早年曾分别学习过物理学和近代医学，也同样证明了这一道理。

钱大昕考证学的卓越成就，在当时即备受推崇。卢文弨恭誉他“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注：《抱经堂文集》卷十九《与钱辛楣论熊方〈后汉书年表〉书》。）阮元更高度评价他：“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并恭誉他兼有“九难”。前二难，称赞他的品德；三、四难指其经学、史学的成就，做到“洞澈原委”，“订千年未正之讹”；从五难到八难，说他兼治天算、地理沿革、文字音韵、金石、官制等，均能“观其会通”，“考核尤精”；最后九难，称他擅长诗古文辞，冠于士林。“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注：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以阮元这样身兼大学者和封疆大吏、主持士林风气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