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是清代开国以后以治史名家的第一人。清初曾出现了几位杰出的学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治学领域宽广，气象宏大。如顾炎武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肇域志》等，在史学上也有其地位，但他最大的志向是“通经以致用”，首先重视的是经学，以提高先秦经学的地位与宋明理学相对抗，故并不以专门治史知名。黄宗羲、王夫之二人虽有史学方面的著作（黄著有学案史，王著有史论），但他们仍以“穷经”作为治学的主要旨趣。黄宗羲的撰述最著者为《易学象数论》、《明夷待访录》、《诗案》等书，王夫之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书，因他四十余年栖伏僻乡，潜心著述，而不为并时学者所知，乾隆中，开四库馆，船山所著诸经稗疏得以著录，其姓名方为世人闻知。

乾隆时期考证学盛行，首先是由考经开始的，当时士林风气，是“经尊史卑”，史学普遍地不受重视。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论述清代朴学兴起的标志是：“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注：《汉学师承记》卷一。）三惠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其学术之共同特点是“精深于绝学”。周惕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士奇则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惠栋治学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无不习，年五十后专治经术，尤精于《易》，著有《周易述》、《易例》、《易汉学》及《古文尚书说》、《九纪古义》。清代朴学以吴门惠氏为大宗，恰恰反映出经学在学术上尊贵的地位。江永是戴震的老师，深于礼学及音韵，又通天文历算，著有《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古韵标准》、《推步法解》等。戴震是清代朴学与吴派并峙的另一派——皖派代表人物，著有《经考》、《仪礼正误》、《声韵考》、《声类表》等，以及天文历算和哲学著作。戴震名震一时，学者咸尊为大师，受业学生有王念孙、引之父子、段玉裁、孔广森等人，也都成为经学、小学的名家。

吴、皖两派双峰并峙，共同构成了考证学极盛的局面。但在这“极盛”的背后，却掩盖着学术趋向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经学独盛，史学不振。最具典型性的是，惠栋治学，尊信汉人经说，主张“凡古必真”，“惟汉是从”。戴震治学的特点，按江藩所概括的，是“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注：《汉学师承记》卷三。）这些典型性材料指明：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专注于先秦儒家经典的训诂考订，不读汉以后书，成为士林的共同心态。如此风尚，造成了学术的严重偏向，史学成为低一等的学问，对于祖国的历史不作研讨，特别是对汉以后历史闇然无知。陈寅恪有一段评论，也相当中肯地分析了当时学术的偏向：“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馀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快，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在乾嘉时期，有志于救治这种学术偏向、开始扭转“经尊史卑”局面的学者，是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位考史大家和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三位考史名家中，钱氏虽非年岁最长，却最先究心于史学和最早完成了卷帙浩巨的考史著作。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钱氏即开始编纂自己所撰写的考史札记，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撰成《廿二史考异》。继其后，王鸣盛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撰成《十七史商榷》，赵翼于嘉庆五年(1800)撰成《廿二史札记》。这三部名著都有总结性的特点，纵贯中国历史上下两千年，不仅在研究史籍的版本、文字考订、编撰体例等方面是集大成之作，而且涉及到各个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氏族、民族、社会状况，风俗变迁等广阔领域，提出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大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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