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考证学者景仰钱大昕的学术，继承他的治史方法，当然决不是简单的重复或模仿。惟其钱大昕的治史精神和方法代表了传统考证学的精华，所包括的基本原则和路数是任何从事考史工作者不能违背、也不能绕过的。他为本世纪学者打开了广大法门，使他们结合本世纪许多重要新史料的发现，结合他们面临的新的课题加以发展，而大显身手。钱大昕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项，都为本世纪学者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迪。

第一，实事求是，无徵不信。

钱大昕治史，自觉地以“实事求是”为最高原则。他为“求真”而殚精竭虑，以数十年之精力，潜心于考辨史籍文字之错讹，地理、制度之误载，史实之歧异，目的即在恢复历史之“真”。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自觉地做到了一不为古人所蔽，二不为门户之见所蔽，三不为主观看法所蔽。作为考证家，他重视最早出现的证据，认为古人的说法不应轻易否定，故说：“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己矣。”（注：《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四十郡表》。）但是如果后人的说法有确凿的证据，能驳正前人的误见，则毫无疑问要采用后人的正确说法：“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这就避免了惠栋一派学者墨守“凡古必真”以定是非，而容易陷于胶固、褊狭、盲从的毛病。钱大昕又明确提出反对门户之见，反对主观臆测。他批评某些学者“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见非无可取，而其强词以求胜者，特出门户之私，未可谓善读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他要求自己做到：择善而从，非敢固执己见”。又强调致力于考异证误的工作，目的在于存历史之真和事实之真：“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注：《廿二史考异》自序。）

钱大昕在《廿工史考异》中汇集的考证成果，按条列出，形式上接近于琐碎。实则他所考之异，无论是校勘文字错讹，或订正史实、地理、典章制度记载的舛误，都是长期读书思考所得，引证大量材料而审慎得出的结论，在近于琐碎的形式下，寓含着渊博的学识和精良的方法，故被学者誉为碎金散玉，决千载之疑。例如，《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古代行政区划和地理沿革的文献，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其中也有误载或难以理解的地方。钱氏运用记传表志互校，辨正了几个重要问题，直破千百年之谬。汉武帝新开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的确切年代，是西汉历史上关系不小的问题。《汉书·地理志》记载云：“武威郡，故凶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张掖郡，故凶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而据《武帝纪》所载，四郡设置时间均与《志》不同。《纪》、《志》之所载，必有一是一非。钱氏根据周密的考证解决了这一问题。武威、张掖两郡，《志》中明言故凶奴王地。钱氏引证《武帝纪》所载：元狩二年，“秋，凶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王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据此，《纪》已明言此二郡设郡时间为元狩二年，因昆邪王来降，以其地置此二郡，此于事于理均相符合，无可怀疑。钱氏再引证《武帝纪》元鼎六年载：“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馀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据此，钱氏进一步考证张掖、敦煌二郡设置时间应为元鼎六年。并认为：“敦煌为酒泉所分，则张掖必武威所分矣。四郡之地，虽皆武帝所开，然先有武威、酒泉，而后有张掖、敦煌。以内外之词言之，武威、酒泉，当云‘元狩二年开’；张掖、敦煌，当云‘云鼎六年分某郡置’，不必云‘开’也。昆邪来降在元狩间，而《志》以为太初，张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从张掖属元年，武威属四年，皆误。”（注：《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二》。）河西四郡设置时间及先后关系长期存在的疑问至此冰释。

钱氏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地理沿革也有精深之研究，他纠正了《晋书·地理志》记载的错误，得出“晋侨置州郡无‘南’字”的重要结论。东晋南渡之后设置许多县，以安置北方流民，这些州郡都以流民的原居地命名。南朝刘宋为了将这些州郡与北方同名者区别开来，在地名前加上“南”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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