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义例法——逻辑方法的熟练运用。

推求义例以决疑难，是乾嘉考证学成熟的标志之一。乾嘉卓越学者重义例是共同的，戴震区分《水经注》经与注混淆问题，即是著名例子。钱氏有“读书当求义例所在”的名言（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文》连上篆字为句”条。）。他考史自觉地运用义例法，即通过大量个别事例之分析、归纳，得出研究对象之规则；然后以掌握之义例，推而求之，解释史实，考订错误。换言之，义例法即是钱氏对于分析、归纳之逻辑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也表明钱氏考史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相符合，故为近代学者所继承和发展。

钱氏精通西汉历史地理的考证，即赖于运用“义例法”。他分析、归纳《地理志》，得出三项义例：（一）“《志》所载郡国，以元始二年户口为断。……所载侯国，皆据当时见存者。”由此，说明《志》所载西汉行政区划、建制是前后变动的，并非固定不变。凡武、昭以前所封侯国，而至西汉末国已除者，《志》均不载。（二）钱氏又拿《志》与《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相对照，成帝绥和以后所封（按，共十四侯国），《志》均未载，这证明“《志》中所书侯国，盖终于成帝元延之末”。即，一篇《志》内，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状况并存。故不能认为《志》所反映是整齐划一的。（三）《汉书》以前人物的传，所涉及的地名和区域建制，均据武帝以前之郡县。故同一《汉书》中，《志》与各传所载地名、行政区划并非完全一致，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地理、政区状况，必须具体而论，不能固执一端而认为此是彼非。钱氏为此写了《侯国考》（注：见《廿二史考异》卷九《侯国考》。），表明他以动态观点研究《汉志》，善于总结其“义例”，故对近代治历史地理者以深刻的启发。

钱氏又重视总结古籍避讳的义例，被陈垣称誉为“以避讳解释疑难”而最突出者。陈垣因受其影响而著成《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两书，在前书序言之末行，陈垣特意写上：“1928年2月16日，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新会陈垣。”表达对钱氏考证学成就的崇高敬意和继承钱氏学术的明确态度。

钱氏运用避讳义例，解决了有关古籍版本或内容的诸多疑难问题。一类是因明避讳之义例，断定版本年代。《潜研堂文集》卷三四《答卢学士（文弨）书》，辨正卢氏所校《太弦经》认为是北宋刻本之不当。主要理由是，此书署衔：“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钱氏考定，宋高宗建炎年间，避高宗赵构名讳，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据此署衔，即是南宋刻，非北宋刻。

又一类是以避讳义例，断定古籍因避讳而改前朝年中，或辨正他人之错误说法。此举他辨正惠栋称《仪礼》因避讳改字之误。《仪礼·士昏礼》中父蘸子辞云：“勗帅以敬”。勗字在《荀子》中作“隆”。惠栋认为，这是《仪礼》为避东汉殇帝刘隆之讳而改字，一如《毛诗》改“隆衝”为“临衝”。钱氏辨正云：“礼家传闻，文字不无异同，要当从其长者。勗帅以敬，于义为长。且信诸子，不如信经。若云避讳更易，则无是理。《士冠礼》称‘弃尔幼志’，志为桓帝讳；‘受天之祜’，祐为安帝讳，皆未改易。即以《毛诗》徵之：‘四月委楆’，秀为光武讳；‘思皇多祜’，祐为安帝讳，亦未改易也。临衝，《韩诗》作隆衝，《韩诗》在汉时立于学官，何尝避隆字！”（注：《潜研堂文集》卷八“答问五”。）

钱氏还从总结裴松之注的义例，辨正《三国志》流行版本中将《杨戏传》末注文与正文混淆之误。因杨戏撰有《季汉辅臣赞》，所赞颂人物，大多在《三国志》中有传，故陈寿摘载赞文以相补充。有赞辞而无事迹者，陈寿简单补记了事迹。裴松之为《杨戏传》作注，又引了《益都耆旧杂记》载王嗣等三人事迹作补充。乾隆年间流行的版本，则误以这段注文作为正文。钱氏考史，总结出裴松之注往往连带附录相关材料以传异闻之义例，指出此是裴松之引《益都耆旧杂记》注李孙德、李伟南，连及将陈寿原文中所未载之王嗣等三人事迹，也引而作注。运用义例法之成功，使钱氏发前人未发之覆，纠正了《三国志》版本中一个不应有的失误。

第四，以多种辅助学科作治史基础。

历史学的内容是记载以往社会丰富多采的活动，史书记述的范围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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