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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学术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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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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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代，清代学术已经明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汉、宋学术的内涵与本质，总结清代学术的特点，为学术发展寻找出路。钱大昕生当其时，他对于汉、宋学术以及清代学术的看法和评论，有很多精辟之见，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评汉学
钱大昕治经，远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的影响[1]，近受惠栋“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经宗旨的启发[2]，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3]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4]因为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有极大的兴趣，对汉儒的治学非常欣赏，给汉学以较高的评价。钱大昕云：
《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5]
钱大昕还说：
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以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6]
可以看出，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
钱大昕所言“汉儒”，为东汉诸儒，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人是其代表。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诗》、《礼》等经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诸儒解经，极重小学训诂。他们在小学方面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就认为东汉古文学家精通小学，所谓：“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7]东汉古文经学兴盛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有较好的小学素养。这一优良传统为钱大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自觉取法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的治学传统，丰富自身的学术素养。
钱大昕虽然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对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他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8]。在中国学术史上，今古文经学势同水火，互相抵斥，钱大昕有如此持平的看法，实属难得。钱大昕评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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