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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学术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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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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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27]
我们也应看到，尽管钱大昕与宋、明理学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不同，但他对宋、明儒者正心诚意、躬行自修十分推崇，且树为楷模，如他称赞朱熹：“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山高海深，日丽星垂。浩然元气，入人心脾。庆元党禁，守正靡侈。立德不朽，斯文在兹。”[28]他称赞王阳明：“半壁南天一战收，蛮中更借伏波筹。功名已上麒麟阁，德望真悬泰华旒。信有文章兼道学，漫因门户快恩仇。蚍蜉撼树嗟何益，试看姚江万古流。”[29]正心修身、主敬立诚，正是钱大昕认同于宋、明儒学的地方。这也反映了钱大昕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倾向。
三、论清学
钱大昕不仅对汉学、宋学进行了评判，而且颇留意于当代学术史，熟悉康熙到乾隆时代的学术源流，为许多学者写作传记或墓志铭，包括阎若璩、胡渭、万斯同、惠士奇、惠栋、陈祖范、王懋竑、江永、秦蕙田、王峻、戴震、王鸣盛、曹仁虎、李文藻、邵晋涵、钱塘等人，这些人都是清代学术界的翘楚，他们的学术成就实则代表了清代乾嘉时期学术的主流。
对钱大昕来讲，清代学术的发展，他身处其中，又推波助澜。他为清代学术人物立传，以自己的学术眼光进行取舍，记述其言行著作，评论其学术成就，均深入切要，俨然一部清中前期学术发展史。
在钱大昕看来，清代学术是对宋、明学术的反拨。明清易代，天崩地解，学者们有感于宋、明理学末流的空疏无当，开始由反思政治得失而推原学术精神，由历史的批判总结而进行学术的批判总结。人们开始对宋、明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学理上的种种失误进行反思，陆王心学之“游谈无根”，程朱理学之“专己守残”，成为众矢之的。一大批进步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陈确、费密、唐甄、方以智、傅山、颜元等等，对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修正和批判。可以说，清初批判理学思潮的崛起，标志着以往学术演变的终结，而新的学术也以此为起点，孕育、发展起来。
钱大昕看到清初学者对理学的清算之功，但他更重视18世纪一批“好古之士”的学术成就。钱大昕注意到清初学术向18世纪朴学的过渡，他说：“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30]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一洗明季空疏之陋”[31]。钱大昕注重对18世纪学者治学特征的揭示，从钱大昕论述这些学者的内容以及他的注目点，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清代学术的基本状况，这其中有钱大昕自己的看法，也反映了当时学术发展的实际。
其一，崇尚古学，注重考证。钱大昕在研究清代学术人物时，特别注目于此。他评论阎若璩“平生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32]，评胡渭“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33]，认为万斯同“专意古学，博通诸史”[34]，指出惠栋“世守古学”，“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瞭然若辨黑白”[35]，称江永“于经传制度名物，考稽精审”[36]，赞扬戴震“长于考辨，每定一义，初若创获，乃参互考之，果不可易”[37]，指出曹仁虎“博极群书，精于考证”[38]。如此等等，说明乾嘉时期学人在治学上确实有注重考证的特点。钱大昕看到这些，并将其指出，对于我们认识清代学术，有很大的帮助。
其二，实事求是，深造自得。清代学者，治学不尚空谈，所有结论，皆从读书中出，不因袭前人。钱大昕在各个学者的传中，特意指出这一点。他认为邵晋涵的学说“皆实事求是，有益于学者”[39]，钱塘的学说也是“实事求是之学”[40]。而江永“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41]，陈祖范治学，“务求心得，不喜驰骋其说与古人争胜，尤耻剿袭成言以为己有”[42]，戴震“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辨以排击前贤”[43]，阎若璩“研究经史，深造自得”[44]，胡渭治学亦“卓然有得，非异趣以为高者”[45]，李文藻治学“不傍人门户”，“口不道前人之短”[46]。乾嘉时期学者，治学崇尚实事求是，注重读书，讲求自得，这种学风是由每位学者共同身体力行倡导而形成的。
其三，重视治经，兼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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