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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学术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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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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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治史。经学研究是清代学者所擅长的，众多学者把治经放在治学的首位，并由此拓展，兼及其它。钱大昕本人也是兼治经史的，只不过他更重视史学罢了。钱大昕指出，阎若璩长于治经，《尚书古文疏证》为不朽杰作，但同时“于地理尤精审，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瞭若指掌”[47]。胡渭也是“笃志经义，尤精于舆地之学”[48]。惠士奇治学，坚持“以通经为先”，其“盛年兼治经史，晚岁尤邃于经学”[49]，王懋竑也是“笃志经史，耻为标榜声誉”[50]。惠栋治学，亦“专心经术，尤邃于《易》”，其《易》学研究，“皆推演古义，针砭俗说，有益于学者”[51]。江永治学，“博通古今，尤专心于十三经注疏”[52]，秦蕙田更是“夙精《三礼》之学”，“以穷经为主”，“尝慨《礼经》名物制度，诸儒诠解互异，鲜能会通其说，故于郊社、宗庙、宫室、衣服之类，尤穷心焉”[53]。乾嘉学者，治经成风，以治经之方法治史，亦为当时学者所共有。
其四，经世致用，涉猎广博。乾嘉学者治学，于经史之学中寓经世思想，广泛涉猎各个学科领域。钱大昕生在当时，与很多学者都有过交往，对他们深藏不露的经世情怀有很深刻的认识。比如地理之学乃经世之学，因为山川险易、道里远近、疆域变迁、天下形胜，深切关系到战守安危、国计民生。胡渭著《禹贡锥指》，对于“九州山川形势及古今郡国分合同异、道里远近夷险”极尽论述，并对黄河“历代决溢改流之迹”详加考证，所论都是“民生国计所系”[54]。阎若璩“于地理尤精审，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瞭如指掌”[55]。同样，王峻也精地理之学，“谈九州山川形势，曲折向背，虽足迹所未到，咸瞭如指掌”[56]。对山川形势、州郡沿革深入研究的背后，是明确的经世意图。不仅如此，乾嘉学者治学领域宽广，天象、律吕、声韵、算法、礼制等等，多能贯通。典章制度为治国之器，研究典章制度本身就深含经世之意。
钱大昕对乾嘉学术的复古特征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他敏锐的意识到在汉学旗帜下清代学术的流弊，那就是过分泥古，特别重经。钱大昕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扭转这种学风，提倡求是，高树史帜，具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光彩。
注释：
[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
[2] 惠栋：《松崖文钞》卷1《九经古义述首》，见《惠氏三种》。
[3] 《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
[4] 《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
[5] 《潜研堂文集》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6] 《潜研堂文集》卷24《左氏传古注辑存序》。
[7]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中华书局，1959。
[8] 《潜研堂文集》卷5《答问二》。
[9] 《潜研堂文集》卷9《答问六》。
[10] 顾广圻：《思适斋集》卷6《与阮云台制府书》，道光己酉上海徐氏校刊本。
[11] 《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
[12] 《潜研堂文集》卷33《与晦之论尔雅书》。
[13] 《潜研堂文集》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14] 《潜研堂文集》卷24《仪礼管见序》。
[15] 《十驾斋养新录》卷3《天即理》。
[16] 《二程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第1152页。
[17] 《潜研堂文集》卷16《李之才邵尧夫问答辨》。
[18] 《潜研堂文集》卷16《李之才邵尧夫问答辨》。
[19] 《十驾斋养新录》卷3《程子言性中无孝弟》。
[20] 《十驾斋养新录》卷18《道》。
[21] 《十驾斋养新录》卷16《原道》。
[22] 《十驾斋养新录》卷18《道》。
[2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24] 《十驾斋养新录》卷18《清谈》。
[25] 《潜研堂诗续集》卷10《辛酉新年作二首》。
[26] 《十驾斋养新录》卷18《五伦》。
[27] 《十驾斋养新录》卷18《语录》。
[28] 《潜研堂文集》卷17《朱文公三世像赞》。
[29] 《潜研堂诗续集》卷5《王阳明祠》。
[30] 《潜研堂文集》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31] 《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
[32] 《潜研堂文集》卷38《阎先生若璩传》。
[33] 《潜研堂文集》卷38《胡先生渭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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