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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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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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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却并非一心如枯井,死水微澜,仅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关键词：钱大昕 治学 乾嘉学派
钱大昕，字晓薇，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他是清代汉学大师，也是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钱大昕的治学，既有“义理”的支撑，同时也充满着热切的“现实关照”，从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一
在清儒中，钱大昕不仅学问一流，而且人品极佳。卢文弨称他“谦德厚道”，“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1]（卷十九）“方今学博而行醇，盖未有出阁下者。”[1]（卷十九）段玉裁说他：“其气和，故貌不矜张，辩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2]（P.2）这并不是卢文弨、段玉裁的谀辞，而是晓薇人品的真确写照。晓薇待人有敦厚之心，无刻薄之意。如所周知，戴震的成名就直接得益于晓薇的提携。戴初入京时潦倒穷愁，时晓薇初中进士正是春风得意之际。但晓薇亦穷微出身，他人赘王鸣盛家（娶王鸣盛妹），这种在旧时代被视为寄人篱下的境遇，当时他深知其中的苦楚，因而对于靠个人奋斗争取前程的艰辛与不易心有戚戚。在位卑言轻的戴震面前晓薇没有一点新科进士的架子。听说戴震的学问佳，他们主动造访，并在秦蕙田前替戴美言，戴由是得以跻身士林，“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访焉”。[3]（p.460）相比之下，戴震的学问虽然也好，但他的铺张扬厉，锋芒毕露，自以为学问天下第一，而将晓薇排在第二，总让人觉得咄咄逼人的过分，则视晓薇之温柔滋润，谦逊收敛，戴自要差却了一层。王鸣盛的学问不错，但他盛气凌人，动辄诋苛前嫌，《十七史商榷》中此类话头甚多。对此，晓薇曾作《答王西庄书》批评王鸣盛。[2]（p.636）晓薇这封信的口气很重,这在他的信札中极为少见。因为相知甚深,也因为王鸣盛讥评前人太过分,钱对王遂直言不讳。江永是戴震的老师,戴震推崇江永的推步学[4],晓徵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江永的推步学不及宣城梅文鼎。指出,江永所撰《翼梅》,其“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罗巴之说而伸之”,不比梅氏,“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他谓戴震“当今学通天下者莫如足下,而独推江无异辞,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晓徵对江永的批评,基于学术为天下公器之理念,话说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不避嫌疑,直书胸臆。但在江永死后,钱为之作传,却是美言有加。[2](卷三十九)人死不能复言。因亡人无语,因此对故人的评价尤应慎重。晓徵惟念存人之美,宁肯在江永生前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而盖棺定论时对江不作诟病之讥。章学诚与戴震不合,戴震刚死,章便作《朱陆篇》厉相诋诃。较之晓徵的人品,实斋自然要略逊一筹了。文人好自重,且每每相轻,晓徵对此最为不屑,并以之为“立言者”之“戒”。对于做学问和“做人”的关系,钱大昕有深刻的认识。《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有《文箴》一篇,类同于座右铭。[2](ｐ．268)这一段话点明了晓徵以“贯道”、“匡时”为宗旨的治学旨趣。“文依于行,若木有枝”是全段的要害。做学问应以做人为根底。人品不行,“心术”(章学诚以“心术”为“史德”的代名词)不正,学问也就做不好。顾及到了做人的学问家,应当是“孱守”而“博”,“湛思”而“默”的,也就是应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晓徵专立“文人勿相轻”条,这一条,又是针对王鸣盛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有“裴行俭论王勃等”条。《新唐书·裴行俭传》记载了裴行俭对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唐初“四杰”的评价,认为四人均“浮躁衔露,岂享爵禄”,四人中除杨炯外“余皆不得其死”。王鸣盛不同意裴行俭此评,他举出王勃追慕诸葛亮;卢照[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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