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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了。(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语)对于乾隆年间的这种政治现状,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士大夫都不会心如枯井,无动于衷。《潜研堂文集》卷二有《梁武帝论》,就透露出了晓徵借用历史对于现实的批判。
历史上论及梁的灭亡多归于武帝的昏聩怠政。大昕并不作如是观。他指出,武帝“博通经史,洞尽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然则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梁武帝“临御日久,旧臣凋落,以为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恶人之谠言”,“无有为梁任事者”。“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从拒绝纳谏再说到用人,晓徵指出:“谠言不至于前,则所用者皆阿谀谄媚之徒。”所以说,“正人者,朝廷之元气也。无直言则正人之气不伸,而夸毗体柔之徒进而用事,虚美熏心,实祸闭塞,识者知有土崩之渐,而宴然犹以为金瓯无缺”。武帝“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
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帝王成了真理的化身。专制制度需要的是人们思想的麻木,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顺民,而不是独立的思想见解和卓荦自立的棱角。那末,“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就不足为奇。倘若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枪击出头鸟”的氛围,大家都“混混而无口过”,谁都不去“多事”,谁都不敢去揭露黑暗,抨击黑暗,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因为它没有了批判的声音,这样,它离开崩溃也就不远了。“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晓徵这里议论的话题虽然是封建社会的老生常谈,但因为触及到的是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痼疾,所以仍然历谈弥新,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以史鉴今,晓徵对于历史上的一切敢于直言者都给予了好评,而对于阿谀曲迎者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6](ｐ．428)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晓徵专列“荐贤”一条,谓司马光《荐士录》专门收录北宋年间朝廷通过荐举而录用的官吏一百零六人。相比于宋代,晓徵谈到了“近世”。“近世大臣,有终身不荐一人,而转得公正之誉者,岂古今时势不同欤?身家之念重,而忠爱之意薄也。”[6](ｐ．429)这一定是晓徵“古”、“今”对照以后的有感而发。
（四）、论聚敛
乾隆年间政治黑暗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聚敛无度、贪冒成风。对此，晓征也有以古喻今的论述。他指出：
“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则贪，在公家则聚敛。它罪犹可免，犯此二者，终身不可齿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处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虽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敛，以期贵显，真劫盗也！”[1]
“官本位”是封建社会体制的一大特征,有官就有一切。而官吏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能当成官,就需要被特定的道德伦理规范所接受。所以,封建官吏又往往特别善于伪装自己,给人爱民如子、廉洁奉公的表象以获取令誉、巩固官位。晓徵鉴古知今。他所谓的“今人”,矛头直指乾隆年间的现实。乾隆年间,就有所谓的“廉官”。但那种“廉洁”,只不过是“放长线,钓大鱼”,“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而升官的目的归根到底又是为了发财。这样的“廉官”,以“掊克百姓”为鸡犬升天的手段,却又虚伪地僭取了“廉洁奉公”的美誉,因此更加下流无耻。比起“暗中伸手”,偷偷摸摸的“小偷”式贪污,这种江洋大盗式的聚敛对于百姓造成的杀伤力更大,因此也更加可恶。竹汀为乾隆年间的“大贪”作像,但有官场就有贪冒,在这一点上古今同然。所以,晓徵的批判,即使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有着活泼泼的意味。
四
近代以降,国势日蹙,学界因思“致用”转而诋诃乾嘉考据学的呼声甚急,钱大昕也因此颇遭讥评。乾嘉考据学被目为只讲考据,不讲“义理”的“无用”之学。实际上,在他们的考据背后,实有一套深刻的治学理念亦即“义理”的支撑。而这种治学理念的形成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致用”的结果。钱大昕的文论、史论和“理”论正可以作如是观。龚自珍在评价乾嘉考据学时指出,考据学是“有用”的。这个“用”即在于为当时的“愚瘁之士”、治经学人指点门径,寻绎端绪[7](ｐ．195)。考据学者在治学的崎岖山路上不畏劳苦地攀登,难读懂的典籍,经了他们的音韵训诂变得平顺易懂了;复杂难解的典章制度,经了他们的疏理变得源清流白了,这就为后人的读史研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已万难否定,更遑论考据学者“实事求是”科学的治学精神熏陶今人,遗泽后世的巨大而有益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于钱大昕这样的考据学者,他们下苦功而趋于迂拙,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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