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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不肯屈节殉俗;杨炯的父兄随徐敬业起兵,杨炯因受此正义之举而被牵连贬谪;以及骆宾王讨伐武氏所作檄文的“凛凛有生气”这样一些实例来反驳裴行俭,王鸣盛之论亦颇中肯綮。但因裴说唐初四杰“皆不得其死”,王于是反唇相讥,厉诋裴行俭“可鄙甚矣”,又将裴的后人当了奄宦养子这样的事都归罪到裴行俭的身上,认为这是他裴氏“家法之丑”的报应所致,[5](ｐ．469)这就不免因激而逾分了。同样是论唐初四杰,钱大昕也不认可裴行俭之评。但他并不对裴进行人身攻击,而是转以杜甫为据,专从“诗风”的角度发议论,指出:杜甫所以诗高千古,是因为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王、杨、卢、骆之体,子美能为而不屑为,然犹护惜之”,不妄加訾议。[6](ｐ．435)这种批评,比较王鸣盛所论更加贴近了问题的实质。杜诗有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晓徵最为欣赏。他引用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意谓“轻薄为文”的时人之评,在历史的长河中本微不足道,因此只能身名俱灭,而初唐四杰却如江河不废,万古流芳。这其中对于王鸣盛的批评是含蓄而深刻的;放大了来看,晓徵的警策,对于当今的学术界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箴言。 二
乾隆年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学术现象无疑当属汉、宋之争。在评价清代汉宋之争的公案时学界往往以家派门户之争看待之。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失之于简单化、一般化。清代汉、宋学之歧异,在家派门户之争的表象背后实隐藏着深刻的学理矛盾。易言之,清代的汉宋之争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倘若看不到这一点,对于清代的学术流变就很难有深刻的体悟;对清代某些重要的学术表现形式也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①
我们曾经指出,宋儒援“二氏”尤其是援佛入儒,将传统儒学建立在了“哲学”的基础上,使理学形而上学化了。阳明后学“师心自用”,对于明代后期意识形态领域内泛滥起来的“异端”思潮给予了思维方法论方面的理论支撑。阳明学“玄而又玄”,专就“道”、“器”、“心”、“性”等概念之探讨向“精致”“细微”的一边走,此种“形而上”的带有学术本体意义的治学倾向,也越出了传统的“学以致用”实乃“资治”,即学术服务于政治的治学目的论所能够容忍的范围。下历嘉靖、万历,政治局势的恶化,迫使东林士子在王学内部树立起了批判的旗帜。他们对阳明尤其是阳明后学援佛入儒的严厉批判未尝稍假辞色。东林士子摒弃形上思辨学风,主张尊孔读经,提倡“实学”、“实践”,这就非将学风逼向那弃“虚”蹈“实”之路而不可止。在东林士子那里,资治—辟二氏—尊孔读经—弃虚蹈实,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一以贯之的学术发展“理路”。因此,东林士子对王学的初步清算,实为理学向清学折捩,将学风初步引上实学之路的一至关重要之枢机。明亡清兴,国鼎他移,这一历史的大变故,对于广大饱受“夷夏大防”观念浸染的晚明士大夫来说是一个不能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痛定思痛,在群起探讨明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时,阳明心学的“空言误国”遂成了清初一代士子共同口诛笔伐的对象。追根溯源,清初学界又无不对阳明心学的援佛、老“二氏”入儒痛加批驳,他们秉承东林遗风,在清初掀起了一股理清算浪潮。宋学的学风因此转上了汉学的路径,并同时种下了汉宋之争的胎苗。下至于乾隆年间,汉宋之争遂而起。戴震有《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来“求道”亦即来探求经书蕴涵之“义理”。[3](ｐ．214)这种治学理念,在清儒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显现出了清代汉学与宋学在学风上的重要差别。钱大昕对于宋明儒的批评,他明确揭橥“六经皆以明道”的治学宗旨,而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可见,他所遵循的治学路径与戴震无异。[2](卷三十三)
在汉宋之争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钱大昕都有所涉及。他对于宋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批评宋儒学风轻浮,不读注疏,论无根底;[6](ｐ．67)二是批评由宋儒开启端绪的“六经注我”之风。《十驾斋养新录》专列有“六经注我”条,批评陆九渊。[6](ｐ．426)三是批评宋儒学风之“虚”、“空”。钱大昕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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