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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宋学的“空疏”学风形成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晓徵浓笔重墨批评王安石,指出,自《三经新义》出,宋代士子趋之若鹜,遂将“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训,不敢妄作聪明”的学风彻底破坏。他引用王应麟的论断,描述了自汉至宋学风衍变的轨迹,认为:自汉儒至于宋代庆历间,治经者守训诂而不凿。自《七经小传》出,学人“稍尚新奇”。“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从此儒者“以意说经,诋毁先儒,略无忌惮。而轻薄之徒,闻风效尤,竞为诡异之解”。[6](ｐ．426)宋代士子受《三经新义》之影响,“轻薄”为学竟至于不屑治史。如殿中侍御史李彦章即认为,“秦汉隋唐之史”为“流俗之学”,甚至主张将科举考试中的时务策问、以史论“今”一项罢黜。钱大昕皆以此归为王安石之影响,斥之为“王安石之学,其弊至于妄诞无忌惮若此”。[6](ｐ．165)甚至于宋代的积贫积弱,钱大昕也认为王安石不得辞其咎。指出,《新经义》鼓动了类似于晋代的“清谈”之风。“神京陆沈,其祸与晋等。赵鼎言安石以虚无之学败坏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新经取士之害士习。”[6](ｐ．434)又指出,“王安石以本朝制度为流俗,谓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谈尧舜,躬行商韩,此宋所以亡也”。[6](ｐ．428)
北宋以后,正统儒学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历来不高。王安石因为变法及其失败,担待了太多的历史罪名。实际上,宋代对于“形上之思”,也就是对于钱大昕所指责的“过高之论”的关注和兴趣,早在“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时已开其端绪。②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始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置“经义局”颁布《三经新义》则在熙宁六年91(1073年),而石介(1045年卒)、孙复(1057年卒)、胡瑗(1059年卒)均死于王安石变法或安石置“经义局”以前二三十年,对宋代“空疏”学风的成型,责任并不大,或至少不全在王安石。所以,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晓徵之讥评并没有多少新义。看晓徵的史评,多平和而中肯。在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晓徵尤其谨慎。那么,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晓徵何以出现显而易见的偏颇?这一点恰恰值得注意。钱大昕对于王安石的偏颇之论中透露了乾隆年间评判宋学的一般价值尺度的讯息。
清儒批评宋学之“空论”、“高论”,其指向实为宋儒的形上思辨之学。而宋学的形上思辨有赖于“二氏”尤其是佛释的理论滋养。以此,清儒对于宋学的批判便不得不以“辟二氏”为津筏。早在清初,“辟二氏”就是理学清算运动的重点。对宋学将佛释的形上思辨与传统儒学相嫁接的治学路径,清初学界已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此种遗风,下至于钱大昕时仍然如故。《十驾斋养新录》即专列有“攻乎异端”条。在大昕看来,东晋之所以“日衰”,就是因为释、道“二氏”盛行,“当时士大夫好尚迂怪”所造成。[6](ｐ．437)“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无论是魏晋人清谈老庄还是宋明人清谈心性,都远离了孔孟“切于实用”的本旨。特别是宋明儒动辄言“道”,“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6](ｐ．434)而晓徵所谓宋儒“驰心于空虚窈远”、“求诸幽深玄远”、“释氏之精蕴,而阴附于吾道”,以及“识心见性”、“守虚灵之识”云云,全都是指宋学那种援佛入儒,将传统儒学“哲学化”的治学倾向。晓徵特以“阴附吾道”、“诞妄之迹”、“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呼,侧僻固陋”谓二氏特别是佛学,遣辞用语的情绪化倾向都很鲜明。晓徵又有一篇《轮回论》,则辟佛的立场更为坚决,语义也更加激烈尖锐。他认为,佛释背父母,忤人伦,其所创轮回说“欺天诬神”,驱使世人“而入于禽兽者”。“而人之习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为不孝不弟之事,靡然从之,千有余年而不悟,可不为大哀乎!”[2](ｐ．36)
要之,乾隆年间的学风接绪清初而起,形成了批评宋儒、“汉宋相争”的治学路径。由批驳宋学的“游谈无根”出发,乾隆年间的学术界与清初取径相同,“辟二氏”同样是乾隆年间学术界的治学趋向。在对待佛释的态度上,清儒普遍存在着一种敌视佛释的倾向。③在批评宋学和“辟二氏”这两个乾隆年间的“学术热点”问题上,钱大昕亦确然一重镇。 三
乾嘉考据学者的治学取径多由经学入手(如戴震、惠栋、王鸣盛等)。钱大昕的治学则先入乎史,由治史而后走上了治经之路。终其一生晓徵未尝离开过史学。直到谢世前一年,大昕以七六耄耋之身,虽“两目益衰,屡以老病不支”,却仍然“考定西辽传世岁数”,临终前还在校订刚刚刊行的《十驾斋养新录》。[6](ｐ．53)因对于史学有这一层濡染,故晓徵对于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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