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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学术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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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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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董生说《春秋》，多引《论语》为证，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当仁不让”，“苟志于仁，无恶”，“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证《春秋》之指。盖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多见于《论语》，西京去古未远，犹有传其学者。今所存惟东汉诸儒之说，而《春秋》之微言绝矣。[9]
很显然，钱大昕在评论汉代学术时，没有预设一个所谓今古文门户之见。这与他的治经目的是一致的。钱大昕治经，目的是要求得儒学本真，即剔除后儒附会在经书上的谬说，以得圣人微言大义之真面目。换言之，在钱大昕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经典本义日晦于世。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甚至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刊落浮词，独求真解”[10]，是钱大昕，同时也是乾嘉时期多数学者的共同的观念。本着这样的观念，凡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钱大昕都给以赞扬。不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人，他们的学说只要对揭示儒学真谛有意义，钱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钱氏之所以屡次提及东汉诸儒，是因为东汉以前之说，传世者罕有，求之汉以前人之说则大不易，故退而求之东汉。东汉诸儒，学有本原，去古未远，和后世无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钱大昕极为重视。
钱大昕评论汉儒经学，主要在方法层面上，换言之，主要在工具层面上。对于汉儒治经的思想，钱氏鲜有涉及，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以肯定汉儒治经重训诂考订为基准，钱大昕对清以前学术发展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钱大昕说：
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1]
又说：
尝病后之儒者，废训诂而谈名理，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圣朝文教日兴，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经博物为尚，若昆山顾氏、吴江陈氏、长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训，不徒以空言说经，其立论有本，未尝师心自用，而亦不为一人一家之说所囿。[12]
显然，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醇正，魏晋直到宋明，治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讲训诂注疏，学风空虚。到清代，人们开始对宋明空疏之习进行反拨，学风丕变，学术研究始又走向敦实之途。钱大昕对魏晋至宋明学术特征的分析，失之笼统，也存在偏颇，尤其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未能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问题，充分显示出他汉学家的立场。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钱大昕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意旨，那就是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
二、批宋学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13]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14]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这也是钱大昕往往以汉学与宋学对举，扬汉学而抑宋学的原因。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驳难。如他论“性即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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