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毛病似乎就在于见事不见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衣食住行，尽可入史。在《史事考》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书中多次提到“看戏”。看戏可以揭示政治内幕：第93-94页指出，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四日离开颐和园前还不忘安排中秋节在园连唱三天大戏一事，可证明当时她并无训政的打算；第138-139页指出，她在八月十三日最终将中秋节听戏地点改在西苑，“慈禧太后再一次推迟回颐和园的时间，正是她感到了（训政之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她亲自来做”。看戏也可以揭示人的内心：第83页详述了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看戏的情况，从上午10点多一直看到晚上8点半，除了太监戏还外请戏班演了六出，以说明她从容不迫的心态；第161页则引用了十二月十一日的一道慈禧太后懿旨，称今后光绪帝即使是要几件乐器也需经过她的批准，茅教授没有解释此事说明了什么，联想到正在紧锣密鼓策划的废立之事，这道懿旨或许表明了她的刻毒吧。充分利用帝后的“生活档案”，不但可补政治档案之不足，亦可从更多的侧面来了解研究对象。与政治文献相比，使用生活记录或许更费周折，更麻烦一些，但似乎也更牢靠一些——慈禧太后安排在何时何地听戏，既无必要造假，理解起来一般也没有歧义。
三
《史事考》指出：“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接着，他又指出：“我不能肯定阅档室中的人数是否可以作为这一专业的方向风标，但可以肯定地说，阅档室人数的增加，一定是史实重建工作的加强。”（“自序”第1、2页）这两段话无疑都是对的，我在读《史事考》的过程中经常感到，我过去所获得的关于戊戌变法的知识往往或似是而非，或模糊不清。但另一方面，我对于茅教授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史实”——的含义又有些疑惑，它只是指人的行为呢，还是也包括人的动机（本文中“动机”一词，既指行为的动力，也指行为的目的）？我想，茅教授这个词当同时涵盖两个方面。在《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一文中，他开宗明义便表明：“我个人的学术企图是能够真正听到中下层的声音，其先决条件是要尽可能地把声音听全。个别人的说法可能会多种多样，但多听却可能让听者产生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并从中体会他们的内心，以识别他们在高调或低调背后的动机。”（第220页）
人心难测，比不得行为；如果史料真实而具体，那么，行为是可以确切“测量”的。而动机则不然，研究者不知道其研究对象的表白是否真诚；即使真诚，我也怀疑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人能否准确道出其在采取行动时的心理状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可知道，第一，对自己动机的述说或分析总是在行为之后，是回忆或推测而非实时的记录；第二，行为时的心绪总是变化不定的，而对于这种心绪的回忆却往往条理清楚。正因为人心难测，所以有的研究者采用了类似行为主义的办法，把内心世界当做一个“黑箱”，只研究输入和输出（即看得见的行为），不管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过这个办法在历史研究中恐怕不行。一般而言，在数学中，一加三等于二加二，在历史中，甲、乙两个因素作用的相加永远也不会等于“丙”的作用的两倍；在数学中，一加二等于二加一，在历史中，因果关系也永远不能颠倒。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讲新话，讲自己的话，不能像工厂批量生产纸杯。这就需要有研究的深度，否则就只能在评价上做文章了；而深入开掘的办法之一就是体察人的内心世界。
我粗粗想了一下，体察动机对于考证行为至少有三个用处。首先，可以帮助研究者判断某项行为之有无。有研究者提出，荣禄曾于八月初四日由津回京，见过了慈禧太后。茅教授认为，此说不成立。这不但在时间上难以说得通，更重要的是，荣禄作为督抚大员，冒巨大风险微服私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向慈禧太后报告康党“围园劫后”之谋，那么，慈禧太后得报后必会马上采取行动，“当晚西苑应有大事发生，光绪帝不可能在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单独召见袁世凯，而拿捕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也应在初五日进行”。如果为了当面劝慈禧太后训政，又“不太像荣禄办事老练的性格”。如果仅为了“向慈禧太后表示忠诚，他完全可以用书信或其他方法”，而不必冒此风险（第117-118页）。总之，由于找不到实行这一行为的动机，所以这一行为本身很可能就没有实行。搞历史研究的人常讲一句话：说“有”容易说“无”难。只要有证据，我们就可以说某人做了某一行为，而说没有可就难了，我们永远不能说所有的行为都留下了证据，更不能说这些证据都被我们看到了，因此我们也就永远不能说既然我们没有看到证据，某事就没有发生过。通过对动机的分析，固然我们仍不能有把握地做出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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