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园劫后”是天大的事，足以促使慈禧太后回城发动政变，但既然她当时并不知道此计划，又为何突然决定次日（八月初四）回城呢？《史事考》（见第86-101页）同意一些研究先进的说法，是为了监视光绪帝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但茅教授的着眼点是做出决定的确切时间，意在说明慈禧太后的决定虽反常而突然，却又不是十万火急。首先，他指出，慈禧太后撤帘后住在颐和园，没有特殊理由不回西苑。其次，慈禧太后回城是一个大工程，“此次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622人，用马538匹，用车22辆”，此外还要惊动众多的衙门，光绪帝也要准备“跪迎”，所以至少要提前数日做出计划安排。第三，由于以上两点，慈禧太后于初三决定次日回城就是反常而突然的，必有重大刺激才会有此反应；遍寻之后，杨崇伊奏折成为惟一可能的刺激源。第四，“还宫的决定似在晚上8点半至9点做出的”。第五，慈禧太后尽管打破惯例，前日晚决定次日早还宫，“但也说明慈禧太后感到并无燃眉之急。若真有关系其权力和命运的大事，她也会打破一切常规，当晚回西苑的。”为说明这一点，书中特意指出，慈禧太后在次日回城途中，两次休息，两次换船，三次换轿，还去万寿寺烧了香，所用车马凌晨3点已准备完毕，至下午3-5点才到西苑，“看起来她并不着急，显得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从这一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不仅能重建史实，确定因果，还能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却又不是虚构的小说家言。

“当晚回西苑”五个字，“当晚”讲时间，“西苑”则讲空间；就像这里的“时间”一样，这里的“空间”也不仅仅指物理的空间，而且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意义。在第81页茅教授写道：“所有的军机大臣进退都是经过慈禧太后的，他们拟旨时，一定会感到慈禧太后从远处射来的目光。”从有形的“实体”的角度看，慈禧太后不在场，而从无形的“意识”的角度看，她又“在场”；“在场”与否，不能只看物理方面，也要看心理方面。就是说，在《史事考》中，空间不只是用来计算距离的远近和行程所用时间，空间本身就有政治意义。近代史研究中经常要提到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范围”二字就有政治意义，现在社会史研究常讲“社会空间”（如所谓“祭祀圈”），我觉得或许可以借用过来，造一个新词：政治空间。

当然，物理的空间毕竟起着基础的作用，这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光绪帝常住宫中。两地相距15公里以上，单程需用时间，光绪帝是3小时，慈禧太后则为5小时以上。但据茅教授统计，在光绪二十四年，从正月到七月二十八日，两人同住或同处的日子占了2/3以上。他们贵为皇帝、太后，为什么要不辞劳顿，兴师动众地跑来跑去？因为“在重大事件上，光绪帝须请示，须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第33页）。就是说，尽管光绪帝为慈禧太后所控制，但他毕竟是皇帝，如果慈禧太后不在身边，“不在场”，他仍有可能独立做出重大决定；而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天子口含天宪，就不可挽回了。例如，“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影”。惟一的例外是发生了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用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的七月十九、二十日，“而这两天发生的光绪帝无视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的重大人事决定，也被一些研究者敏锐地认定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第35-36页）。实际上，慈禧太后准备何时回宫、何时回园，也是茅教授判断政变进程的重要依据。为什么说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决定回西苑是针对伊藤博文而非光绪帝呢？一是因为光绪帝将在城中接见伊藤，慈禧太后必须回城才能有效监控；二是因为光绪帝按计划要到初十日才会到颐和园去，而慈禧太后则准备初六日就回园，若是针对光绪帝，那么她是不会留出四五天来让光绪帝自作主张的。同理，当初五日慈禧太后决定在西苑要一直住到初十，然后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时，就表明她“对光绪帝不再信任，要将光绪帝置于身边”了（第93、113页）。

由此可以看到，在《史事考》中，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在其物理的表面下都有活生生的人。相反，有些文章之所以写得干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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