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体察动机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行为的含义，以使我们理解行为。在前述的例子中，荣禄电令袁世凯返津、调动聂士成部的行为，随其动机的不同，既可以理解成是为了“防袁有变”，并调兵“以备举大事”，也可以理解为误信传闻；而究竟做何种理解，又会影响研究者对整个政变进程的认知。不过，历史是复杂的，动机也是复杂的，决定一个行为的通常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单纯动机。八月初二日，光绪帝有一道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赶快离京赴沪。茅教授分析了光绪帝通过此上谕所要达到的目的：“光绪帝在此谕旨中向慈禧太后表白处有三：其一是他不知道康有为还在北京……其二是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是一次……其三是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以向慈禧太后表白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第62-63页）光绪帝发布上谕是单独的一次行为，而形成它的动机（或目的）却是由三部分组成。我想，这些年来史学界发生的许多争论，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对行为的看法不同，而是在于对动机的判断有异。最终能否消除围绕动机所产生的争论呢？我以为不大可能，动机藏在深处，研究者都是依据事情的表象在猜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所有研究者都应遵循的准则，但即使都遵循了也仍不会意见一致，只是能够创新，能够对话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争持不下也还是比不敢触及动机要好。学术研究就是要深，不深就难以出新。

最后，研究者可以利用动机将看似毫无关系的散乱行为连接起来。这个作用看上去不如前两个作用有价值，其实不然，因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更广地说，人们认知的目的）就是给纷繁的现象建立联系，理出头绪。《史事考》第149-153页摘引了政变后的八月下旬内务府奉宸苑有关工匠事务和外请工匠的部分记录：二十三日，在瀛台（光绪帝住在此地）四扇门安门栓、钉钌铞；二十四日，在瀛台赶修四座供下等人住的木板棚房，更换北海水闸的闸门；二十五日，将瀛台涵元殿的楼梯及瀛台所有建筑的门座全部“堵砌”，将南海北岸的部分土堤改为“墁砖甬路”；二十六日，四扇门外再搭建木板棚一座；二十七日，将淑清院（珍妃的寝宫）北门、瀛台前两楼梯堵砌，更换北海水闸闸板、清淤泥、安铁箅。这些看上去没有头绪的行为如果与当时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帝，要加强对他的监控的动机联系起来，顿时便有条有理了：建木板棚是为了供新增的监控人员使用，安门栓钌铞、堵楼梯门座是为了限制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通道，换闸板、清淤泥等是为了防人潜入，土堤上墁砖是为了方便巡逻。总之，要使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尽在慈禧太后的掌握之中。第160页还引了一条奉宸苑十一月十九日的记录：奉旨，自即日起，每天都要派人将瀛台周边水面上的冰打掉。沿着以上的思路，此举自然还是要隔断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写到这里，我联想到了那些只谈行为、不涉动机的论著，其同奉宸苑的记录颇有几分相似，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历史档案或是大事记。

　　　　四

如果说是“动机”（或者更宽泛地说是“思想”）决定了行为，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行为者的思想呢？一种保险的办法是止步于此，就像只描述行为而不探究动机一样。在特定的学术目的下，在某些研究条件下，做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合理的，一个研究者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对于一个问题也难做到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不钻牛角尖”应成为历史研究者的诫条。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已经在惊呼“确定性正在丧失”，数学与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历史研究？但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去探索是什么东西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动机的问题，这同样是智者所不为的。
探寻决定或影响动机的因素大抵有以下诸种取径，其一是从利益（趋利避害）方面进行解释，唯物史观大体上均如此，尽管其内部还有种种差别。这样来分析历史问题当然有道理，人在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他们在不停地感知环境，确认目标，选择手段，算计着、权衡着利弊得失。其二是从文化方面解释，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等等。这种方法基本上把人的思想意识看作一个整体，虽说也承认其中有种种矛盾；其弱点是不太好解释同处于一个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们之间的差别，比如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其三是从人的性格、经历方面去解释，这种方法更多地强调了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方面，有非理性的色彩，与第一种方法形成对比。在《史事考》中，这三种方法都有使用，根据情况或单独运用或综合运用。如第45页说：“就慈禧太后的性格及以往的处事方式而言，其一旦提出了对光绪帝皇位的警告，不会只言不做，而将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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