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满清退位之后，在东北准备卷土重来的蒙古贵族升允曾在民国二年（1913）六月间发表三篇檄文，其中第二篇居然专门攻击新名词25：

　　呜呼！近时为新名词所惑也众矣。人有恒言，动曰四万万同胞，曰代表，曰保种，曰排外，曰公敌，曰压力，曰野蛮，曰推倒君权，其不可一、二数。凡此皆仅以为笼络挟制之术者也。

　　他的檄文当然是针对清末推倒满清的几种新政治词汇而发，而其中有几个便是来自日本（譬如「代表」）。

　　到了1915年，有一本题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作者署名「将来小律师」（赵文祖），他说自戊戌变法维新以来，日文行于中土，其中流行的新名词有59个：「支那、取缔、取消、引渡、样、殿、哀啼每吞书、引扬、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相手方、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差押、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手形、手乎、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片务─双务、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取立、损害赔偿、奸非罪、各各─益益、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恸、从而如何如何、支拂、独逸─瑞西、卫生、相场、文凭、盲从、同化。」26这张名词表中有一些现在已经完全不流行了，不过如果将其中一大部分从今天的中文中取消，造句作文必定是另一番景象。

　　1934年，江亢虎、王西坤、胡朴安、潘公展、顾实等人组织「存文会」，提出「保存文言」的口号，但他们的宣言书很快就遭到攻击。1935年5月《现代》刊登了江馥泉的一篇文章，指出存文会的宣言中凡是被他标有底线的词汇，都是「群经正史诸子百家」见不到的，其实就是来自日本的词汇27。汪馥泉标识的这纸宣言书收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实藤的原书，譬如第一句「发起旨趣书」，除了「书」字以外，皆是日本词汇28。

　　当然，新词汇有一个逐步说服人们的过程，譬如梁启超文章中：「美利坚……一战而建造独立自治之国家者，华盛顿时代也……三战而掌握世界平准（日本所谓经济，今拟易此二字）之权者，麦坚尼时代也。」他不时摆荡于中国的旧词及日本的新词中，譬如他在这里便犹豫究竟要用旧词「平准」还是新词「经济」，后来还是「经济」占了上风。又如他写：「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着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29最后，当然也是「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压倒了「资生学」、「智学」、「群学」。

　　这些思想资源的引入，使人们在考虑事情时有了相当不同的方式。以政治思想为例，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乃至社会主义运动，都深刻影响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此处仅举与本题最为相关的一个例子，即日本的思想资源如何影响康有为和戊戌变法。

　　康有为在1886年要张延秋告诉张之洞中国西书太少，尤其在政治方面更是缺乏，因为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30。那么，在有关政治方面的变革将取资于何方呢？康有为很快地转向日本，所以隔年12月，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清楚建议光绪「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有为自编年谱》1898年条记他与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桓等讨论变法，李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氏答以「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然后「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31。黄彰健先生比较《日本变政考》与《明治政史》（1890）发现，《日本变政考》记明治元年事大部分是据《明治政史》摘译再加以改窜32，而《变政考》中其它不少内容及带有主观见解的案语，则显然取材自黄遵宪《日本国志》。譬如《变政考》卷二谈纸币，卷三谈官禄，卷四谈兵制，卷五谈内务省、大藏省等官制改革，卷六关于元老院及大审院，皆明显取材自《日本国志》。光绪在戊戌年颁布的改革诏令，涵盖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农工商矿等，不一而足，大部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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