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下我将举几个例子，藉以介绍当时从日本吸收进来的文化资源：

　　首先是翻译。早在1939年，佐藤三郎就已经出版过一份目录，发现有152本日本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14，此后，这一份中译日本书的目录越加越长，一部重达数公斤的书中搜集了5,767种书目15，但据调察，尚有将近一千种书未被收入。试想这是何等庞大的一笔新的「思想资源」？如果分析这些中译日本书出现的年代，我们便可看出一个清楚的变化：1896-1911年是译书的高峰，共有956本书被译成汉文，1912-1937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迻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这是一个近乎讽刺的悬殊比例。在这个时期，日本译介全世界各种语文著作的工作中，中文书籍所占的分量也急遽下降。在一份根据《明治文献目录》（1932）所做的分析中发现，它所列的1,472本从各种语言翻译过来的书籍中，只有3本是译自中文的16。如果把它与《唐船持渡书》相比较，便可以充分发现，明治以前中日之间那种文化思想的关系已经彻底消失。

　　在大量中译的书籍中，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最为大宗，这些新教材掀天盖地铺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中国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陈独秀幼年便亲历过这种经验17。本世纪初年出版的《国粹学报》中，对大量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便非常不满，但是他们并不想再以古代典籍作为教材，而主张自己编一套。在〈国粹学报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近今学校林立，而中学教科书尚无善本。」其下有小注云：「我国故有之载籍，卷帙浩繁，编纂极艰，故无一成书者。坊间所有，多译舋东文。夫以本学之学术事实，反求之译，其疏略可知。其可耻孰甚？」

　　接着是文学。如果把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根源都算到日本身上，那当然是错误的。不过仍有一些学者认为，「文言合一运动」可以在明治的日本找到根源。日本学者中村志行就日本文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作了研究18。以梁启超为例，梁氏在《新民丛报》中的文体，常被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陈独秀与胡适。中村志行分析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并发现它有深厚的日本根源19，黄得时在研究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记》与中国的新小说时也得到一样的结论20，甚至从梁启超的诗中可以发现他扬倡的「诗界革命」也有日本的因子21，而明治时代的新戏剧运动与晚清中国的戏剧改革之间也有关联22。

　　新词汇的引入似乎更为重要。对日本来说，汉字与中国的词汇早已像是血液中的成分，去除不掉了。但是戊戌前后，或者说上一世纪的最后十年，日本词汇大量「倒」进中国文化中。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中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汇表，但是仍有人认为他还未穷尽所有词汇。新词汇引入的规模之大与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汇可以比拟23。而这些词汇的引进，也相当微妙地改变了中文的文法，假如没有这批词汇作为概念工具，许多文章就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写出来。这使我们想起年鉴学派史家费夫尔（Lucien Fevre）在研究拉伯雷（Rabelais）究竟是「不信者」或只是像伊拉斯莫斯（Erasmus）那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时，发现十六世纪并不存在「绝对」（absolute）、「相对」（relative）、「抽象」（abstract）、「因果」（causality）等字眼，所以在当时的「概念工具」中并不足以产生决然「不信」的概念24。如果想了解这一批从日本引入的词汇对后来中国的影响，那就得想象这批「概念工具」如果不曾在那个时代存在过，人们到底会怎样下笔写文章。

　　这批如海水般席卷而来的新词汇，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名词，经过日本人重新使用再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些词汇的意义已经产生变化，譬如「经济」一词便是。新人物喜欢用新词，当时的出版商只要看到稿子中有新名词，便俨如看到了品质的保证，可是旧人物却恨之入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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