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日两国的思想差异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但无可讳言，在近代以前，日本始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德川时期为例，宋明理学与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更是深入，即使到了近代，中国被西方击败的经验也被幕末的日本充分吸收。大庭修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这一点。他搜集宁波、南京两地输出日本书籍的目录，并追查其中部分重要书籍的流向，对这一「受容」现象勾勒了一个轮廓。像《海国图志》一书，便对幕末日本的领导阶层及「志士」发生重大影响3，是长期闭塞的日本认识西方世界的重要依据。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逐渐从「正面教员」变成「反面教员」。中国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败绩，成为日本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中的挫败，对当时尚未尝到洋炮滋味的日本所造成的震撼非同小可，反而对中国的士大夫圈影响不那么大。我们发现日本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西方的情形，许许多多当时中国翻译的西书，甚至是明末译的西书，都流入幕府领导阶层手中，尤其是《万国公法》一书最值得注意。连大明律也在明治初年得到相当大的注意4。

　　中国成为日本「反面教员」的另一个例子是太平天国战争。日本从这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学到了许多。1862年，高杉晋作、久阪玄瑞还有其它幕府官员就曾亲自到上海观察太平军的组织，这些观察对幕末日本也有影响5。当中国勉强从太平天国之乱挣扎过来时，日本正好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进行一系列的新改革。从此时开始，文化交流的方向整个倒过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记事诗》为中国保守士大夫绘画了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新日本，这些书也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相当大的动力。

　　黄遵宪可以说是第一个严肃面对一个正在成形的新事实的人，不过他显然也是透过自己的眼晴在筛选他所看到的东西。黄遵宪虽然对当时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以及议会制度存有好感，但是他最强调的，还是日本如何成功地透过中央集权而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6。有意思的是，黄氏的著作在甲午战败之前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注意，该书完成于1887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并且在1895年印行，但是在甲午战败之前却从未广泛地流通。这种现象自然与中国亘古以来的日本观有关：日本长期以来都小心翼翼地注视中国的变化，谨慎地考虑因应之道，反观中国这一边，则总是因为优越意识作祟而漠视它的东邻。在一篇有关中国对日本态度之变化的研究中显示：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官僚或士大夫认为中国会被日本击败。当时已经有相当数目的书报导日本的新发展，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盲目到完全不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但是它们几乎没有引起清廷决策者的注意。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三百年来的第一战。这场战争之后，日本的自我形象剧变，而在日俄战争之后达到高峰。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亦急遽变化。在此之前，日本虽然知道中国被英国打败，但是仍不敢认定中国兵疲力弱。可是，甲午之战改变了这一切。

　　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文学专家多纳德．金（Donald Keene）有这样的观察：在战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是用汉文出版的，这是为了向它的读者们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小孩看的7。甲午之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降低8，而且有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而不是当时的中国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9。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到北京去」成为相当流行的口号10。

　　在日本急遽变脸之时，中国方面也有激烈的改变。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光是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前往。美国的日本史权威詹森（Marius Jansen）便认为，以当时留日学生的数字而言，中国学生的赴日留学可能是到那一刻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11，而戊戌前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便与这一波留学运动分不开12。

　　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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