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

　　这道谕令宣告自隋朝以来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的终结。明清以来，科举制作为士民的晋升之道，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汇集点。科举的废除也就意味著传统仕进之路的断绝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废除，当时的社会反响却是相当的平静。同时，各种学堂迅速增加，应了谕令中所谓「科举阻碍学堂」之说。

　　对于这一事件，前人或从宏观综论科举废止的社会影响，或从微观考察清政府废止科举的决策过程2，从而对这一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这样一个重大制度的废止，却没有在士绅阶层内部引起大的社会反响，其原因何在？对此却著墨不多，似仍有探讨的必要。本文拟从清代仕途结构的变化、官方政策的制定以及士绅阶层的因应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

　　清末科举的废止并不是一时的行为，如果从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算起，整整花了十年时间3。在清代，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重要的，它是一种选官制度，其变动涉及到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由于科举是士人入仕之途，因此从清代科举与仕途关系的变化来看，或许更可见清末废科举的社会结构背景。

　　总的来说，清代民众入仕之途虽广，就其大略而言，分为正途的课目与异途的捐纳4，但科举是清代最基本与最重要的选官方式，且在制度上，科甲在任官上明显优于捐纳。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国士绅阶层内部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绅士总数的增加，一是「异途绅士的比例上升」。太平天国前，「正途」官员对「异途」官员数之比约二比一。太平天国后两者相当接近，约为四比三。而在清代士绅总数中，太平天国前一时期，只有32%的人出身于「异途」，而太平天国后上升为36%，这表明士绅本身内部结构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动。「异途」出身士绅数量的大量增加，并有力地渗透到上层士绅集团去，削弱了对科举的尊重5。这一变化在仕途上的反映是，由科举入仕的比例下降，而由捐纳入仕的比例上升。根据《大清搢绅全书》对清代数个年份的所有品级的地方官员的统计（见表1），明显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初年到二十世纪初年科举废止前，地方官员中由科目入仕者从原先的48.9%下降到38.5%，而捐纳入仕者从早先的28.9%上升至50%6。

表1：清代地方官的出身背景（1801-1904）

说明： 1） 数字根据《大清搢绅全书》（1801，1850，1871，1880，1890，1898，1904）统计，没有统计盛京、吉林及后设的新疆、台湾。
  2） 科目类包括：进士、举人、拔贡、优贡、副榜（副贡）、恩贡、岁贡、生员（廪生、附生、增生）、教习、誊录；捐纳类包括：廪贡、增贡、附贡、贡生、廪监、增监、附监、监生；其他途径包括：荫生、书吏、议叙、保荐、荫袭、军功、孝廉方正、文童、俊秀、劳绩。

　　同时，入仕的功名要求在不断下降，所有地方官员中，进士入仕者，1801年为11.8%，到1904年下降为6.7%；由举人入仕者大体保持平衡，占19%左右，而以监生身份入仕者则由22.9%上升至35.9%。如果分析一下作为地方官员主体的知县与知州一级的出身，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依据《大清搢绅全书》对1745至1904年间的七个年份知州与知县入仕背景的统计显示（表2），科目正途分别占总数的71.9%，66.9%，45.3%，45.8%，43%，40.9%，32.8%；捐纳则占18.7%，21.7%，38.8%，38%，38.2%，36.1%，41%。变化最大的是进士与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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