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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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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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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作出强硬的反应；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不同意见及其争论的结果等，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这两个层次的矛盾各有其演变脉络，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相比较而言，第二层次的矛盾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对外政策/左倾/大跃进
随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1962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明显地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①。有关论著强调1962年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环境均出现罕见的严重局面，指出中国周边那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及其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共存的现象，并将它们置于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框架内加以分析，断定上述现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②。由此理应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联系？进一步说，两者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方面，哪一个因素更具决定性？显然，仅仅罗列现象和描述过程是不够的。本文探讨50年代末60年代初，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原因、特点及在60年代对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位置。
一、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在1962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里首先需要阐明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为“左”或极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这一点延伸到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
第二，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其主要表现即“中国革命中心论”，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等等。“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看，也多少涉及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①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
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此不赘述。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开始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过程中的。因此要探讨1962年[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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