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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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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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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当然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②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访问缅甸时表达了同样的信息③。将这些行动同“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方针结合起来考虑，至少可以说，稳定甚至争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上种种表明，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的确希望，通过积极推行务实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稳定中苏关系和改善周边环境，并创造一个“外交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除了经过庐山会议反右倾在组织上造成的暂时团结外，是什么原因促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能够一致同意，在面临“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全面推行务实灵活的对外政策？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后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向“左”转至关重要。可以罗列出很多促使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因素，包括八大方针的持续影响、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形势总的趋势是以缓和为主、他们对赫鲁晓夫和尼赫鲁等的看法仍然是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如认为赫鲁晓夫还不是完全的修正主义者，尼赫鲁还有进步性，等等。④
这里要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毛泽东本人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望“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而他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其他领导人不同层次上的认同。事态的发展表明，毛泽东的思路可能最能解释后来的变化，尽管它未必合乎常理。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历史文献分析，毛泽东大致从两个方面考虑调整对外政策。
首先是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除国内经济已经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大跃进”。尽管1959年夏季已经出现了“大跃进”失败的征兆，而且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承认出现了困难，并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政策进行检讨和调整，但是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征兆的严重性。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宁左勿右”的政治倾向严重削弱了许多人的洞察力，也使各地区干部宁愿浮夸虚报，结果是为反右倾政治斗争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上下一片凯歌飞扬，掩盖了形势的严峻程度⑤。1959年农业方面首先出现的衰退被隐瞒，1960年的元旦社论相当典型。它声称1959年不仅“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而且“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仍然取得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生产总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既然形势如此令人鼓舞，人们当然“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⑥毛泽东在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正是基于对国内“大跃进”的信心，他再次提出争取“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①
其次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看得相当严重。在1959年12月于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1960年3月，毛泽东又一次专门提出国际上“所谓大反华”问题。他在一份有关中国在巴基斯坦举办展览的电报上所做的批示中提醒说，要认识“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并“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②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出现“国际反华浪潮”，就是因为中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纯洁性。 面对可能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要打退反华浪潮，“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的好”。他号召“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形势将起大变化”。③毛泽东自己相信并告诉他的同事，尽管需要对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但“大跃进”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中国也只能通过迅速实现“大跃进”的设想，才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华浪潮”和其他外部压力。因此毛泽东等一度希望排除任何来自外部对“大跃进”的干扰，这种干扰在当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特别是1960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苏联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国的专家，不仅立即给中国带来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影响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士气。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讨论局势和处理中苏关系，中共政治局会议有时无法讨论既定的经济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安定国内的人心。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介绍，1960年7月14日和15日，周恩来向省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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