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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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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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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有关政策不得不直接面对两个问题并有必要作出决定。
一是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是否会引起美国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甚至造成朝鲜战争中曾经出现的局面，即美军越过17度线，中国被迫直接参战？二是中国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以及能否负担如此沉重而且还在与日俱增的对外援助？
第三是中印边界冲突进一步加剧。1960年4月周恩来访印后，中印边界出现过短暂的平静。从1961年4月起，印度开始实施“前进政策”，随后于年底对中国边疆领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蚕食。作为对印度侵犯行为的反应，是年末中国对印度的谴责明显尖锐起来。中国舆论批评印度挑起边界纠纷，是配合美国在国际掀起的“反华逆流”。《人民日报》甚至公开点名批评印度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分青红皂白，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立场①。
1962年初，由于印军不断侵入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开始恢复在边界地区巡逻，并逐步展开反蚕食斗争，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式警告印度，如拒绝撤出其侵略据点并继续进行军事挑衅，“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②。
不过，中国决策层这时仍然是要争取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从2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的指示和5月6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关于恢复边境巡逻的具体措施和边防哨卡处置情况的原则》等命令的内容看，中国领导人几乎设想了可以用来避免军事冲突的所有办法③。1959年夏印度军队在边界挑起军事冲突，造成中国军队官兵伤亡，已经在解放军中引起极大的愤怒。毛泽东在1959年9月提出中印军队各自后撤20公里，以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以及后来单方面后撤军队等等，同中国军队中已经形成的“怒不可遏”的强烈求战情绪有直接关系。
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不将双方军队分隔开，军事冲突就很难避免④。从逻辑上讲，只要印度不放弃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并企图诉诸武力，中国军队特别是负责边防的军队，就必然会提出进行军事反击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决策层必然要面对来自内部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并且最终要作出是否诉诸战争的决定。除中苏边界、印度支那和中印边界出现紧张形势外，在东南沿海也出现了紧张气氛。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试图利用大陆的经济衰退，发动军事反攻。由于台湾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关系，蒋介石的军事准备对东南沿海造成了巨大压力。
解放军于5月开始战备动员，在有关地区进行军事集结并提前开始征兵工作。6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战备动员指示，要求加强在东南沿海的战备，以打败蒋介石军队可能发动的“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⑤。
东南沿海备战与中印边界的反蚕食斗争结合在一起，在解放军中造成了高昂的士气，而且当时解放军已经完成了作战的充分准备⑥。经济衰退造成的压力和对外关系面临的严峻局面，终于导致中国领导层内出现全面系统检讨对外政策的声音。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全面检讨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对外政策问题，不过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报告中，实际上为对外政策确定了基调。他在书面报告中照例提出，中共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但在随后的一次补充发言中，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①刘少奇的这段讲话表明，当时中国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本人）一致同意，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这等同于履行“国际义务”。这很可能是有针对性的。 刘少奇讲话后不久，王稼祥于2月27日致函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阐述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封信尚未公开发表，但其内容已经被有关研究成果广泛引用。此后王稼祥又陆续起草了一些报告，就有关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建议。迄今为止，在已经公开或披露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只有王稼祥的信和有关报告全面系统地检讨了对外政策。综合起来看，王稼祥的建议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试图全面、深入和系统地检讨以往对外政策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包括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对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基本判断，对战争、和平与革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对和平共处可能性的理解，等等；其二是关于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②
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王稼祥提出的问题用当时的话语来评估，已经达到对某种“外交路线”构成根本性挑战的程度，这可能是后来毛泽东严厉批评王稼祥提出的观点的主要原因。对于毛泽东来说，从来都是具体政策可以讨论，而深层的基本的理论思想则不容置疑。
关于第二方面的内容，王稼祥的建议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原则，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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