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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二层次是处理一些具体问题的原则。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些策略原则至少在当年夏季以前是与中国领导人的具体做法相吻合的。至于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有的在随后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是难以行得通的,如他建议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要采取新措施打开僵局,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决策层不得不下决心使用武力驱逐入侵的印度军队;有的是后来从未被否定的,如在印度支那地区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几乎尽了最大的努力。③

  不论是刘少奇的讲话还是王稼祥的建议,都产生于共同的国内外背景,它们在原则上也是一致的,即主张实行更加务实稳妥的对外政策,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毫无疑问,随后出现的堪称险恶的国际形势影响了此类政策的贯彻,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采取一些坚决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应对周边的压力。如前所述,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在恶化,一些情况的发展趋势显然不利于中国对外政策沿着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此外,王稼祥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建议,在逻辑上固然是合理的,但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已经被证明很难行得通。尽管如此,从实际情况看,周边环境的恶化及其所达到的程度,并没有严重到足以迫使中国决策层根本改变1960年初开始实行的、1962年初被王稼祥进一步明确提倡和发展的对外政策,那些事件也不能被证明是促使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外政策的主要理由。

  6月,肯尼迪政府通过华沙大使级会谈,向中方表示美国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军事反攻大陆①。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只能是相当有限的。新疆伊犁事件主要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至少在11月以前,并没有特别使中苏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不是后来严重地冲击中苏关系的主要原因②。中国领导人也认为,除了苏联方面的挑动,中国自己的有关政策也需要检讨和改进③。在印度支那地区,美国军事介入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总的说来还是间接的,尽管从后来发展的趋势看也是很严重的。7月间包括中美在内的有关国家还就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达成协议。最严重的中印边界问题,即使在10月升级为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也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中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反击战结束后发出的《关于结束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表明,中国决策层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可以一面寻找与印度重开和谈的机会,一面继续抓紧国内的各项工作④。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发生的种种事件如果说对中国对外政策有影响的话,它主要是在中国内部造成了一种政治气氛,使主张改变1960年以来那种相对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激进主张,比较容易引起共鸣和得到支持。当然,恶化的国际环境很可能也影响到毛泽东的心理状态。从他在1961年发表的诗词中,仍然可以读到一种自信,如“无限风光在险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脍炙人口的诗句所表露的那样。1962年底及以后的诗词则反映出他对国际环境造成的压力的感受和愤怒,如《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著名的诗篇。⑤

  总之,导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评所谓“三和一少”,并因此开始改变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因,还需要从中国国内政治带有全局性的重大事件中寻找,这个事件就是围绕对“大跃进”的评价展开的矛盾。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是在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检讨中央的错误和决定全面改变政策,直接导致了对“大跃进”的怀疑甚至批评⑥。

  在2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和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层形成的主流意见是,承认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必须作出改变经济政策和大规模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定⑦。

  应该指出的是,七千人大会以后的政策调整是为了解决经济衰退问题,但调整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涉及党内的民主体制、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文化教育政策等等比较敏感的领域。这些领域中新政策的落实,的确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气氛的明显改善。

  在这样的气氛中,对以往错误的认识和批评必然更加深入和尖锐,王稼祥就对外政策提出建议也属于其中一部分。一些在党内斗争中因提出不同意见而遭受打击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彭德怀等,必然要提出申诉。“大跃进”因经济问题而兴起,进而冲击到各个领域;现在它因经济问题而衰落,也必然要冲击到各个领域。其结果如同搞“大跃进”引起党内矛盾尖锐一样,(实际上)否定“大跃进”也引起了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七千人大会上就存在肯定和否定“大跃进”的不同意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党内的分歧,特别是毛泽东如何看待否定“大跃进”的意见。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已经展现了他的基本逻辑。他一方面将发扬民主作为讲话的基调,同时提醒与会者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要考虑自己站在哪一边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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