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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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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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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可能保持中苏关系的基本稳定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很可能还没有理解，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而并非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一致解释的基础上。
按照毛泽东的逻辑，中苏关系之所以还有缓和的余地，是因为苏联党还没有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挽救的。他总是以为，必须通过斗争，特别是分清理论是非，才能达到中苏团结。为了取得这方面的胜利，中共领导干部也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③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克制只是表现为暂时不点名（如1960年春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的三篇文章）或不直接批评（如1960年莫斯科宣言中对如何评价苏共二十大的处理方式）等。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当时中国不可能终止同苏联的意识形态争论，只不过争论时起时伏而已。这种状况一直是造成中苏关系难以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961年春，双方又因为应如何对待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发生了分歧。中国有关部门曾经建议，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以免严重损及中苏关系④。但这一问题仍然成为中苏关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中国领导人严厉批评苏联对待阿尔巴尼亚的做法，认为那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⑤。
在10月中旬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中苏在苏阿关系上的矛盾迅速激化，其背后实际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中国领导人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诸如斯大林问题、和平共处等问题上的政策，并认为苏联领导人攻击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攻击中国⑥。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关系虽然没有立即恶化，也是暴风雨即将来临。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春夏之交，中国领导人曾经预见到的苏联制造边界事端的情况发生了，在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迄今为止还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苏联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但它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不无关系，应是合理的推断⑦。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中苏边界地区出现紧张气氛。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再次调整对苏政策的压力。其次是如何应对印度支那地区日趋紧张的局势。如前所述，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仍然是将防止美国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作为首要目标，维持地区稳定和支持那里的革命运动，都要受到这个战略目标的制约。但是就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的支持越南南方解放斗争的政策而言，已经出现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援助的责任。
除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干涉其他党的决定外，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方向。其一是在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中，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理论原则使他们无法不支持越南南方武装斗争。当他们坚持认为武装斗争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必由之路时，要他们不赞成、不支持一场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人民战争，是不可想像的。其二是中国领导人曾经设想，与中国周边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北朝鲜和北越）建立一个联盟体系。
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提出设想中的协议可以包括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条款。①根据这种考虑，当北越提出请求时，提供支持和援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从客观情况看，中国领导人中的确存在着援助越南统一战争的主观冲动，但这种援助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受到美国加强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巨大影响。1960年底老挝内战升级，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1961年初肯尼迪政府一上台，就将应付老挝局势作为重要议程，并从所谓“遏制中国”的战略高度，决定进行军事干预②。
3月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南海，驻日本冲绳和泰国的美军宣布进入战斗状态。此后不久，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特种战争”，美军开始直接参加作战。美国加强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962年初中国政府公开指出，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军事行动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认为美国的干涉“直接针对着越南民主共和国，而间接则针对着中国”③。
中国领导人更加相信，只有通过增加对北越的援助，才能打败美国的军事干涉④。1962年5月，肯尼迪政府宣布美地面部队和空军进驻泰国，中国立即作出了极强硬的反应，公开号召将美军“赶出东南亚”⑤。此后不久，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可以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介入使中国加强援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其程度与美国干预升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时中国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外援还可以“量力而行”，在越南实行这个原则确实越来越困难了⑥。
从1962年中国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行动看，中国领导人选择的策略是与苏联配合，以政治方式解决老挝问题，防止美国在与中国边界接壤的地区进行直接军事干涉，同时增加对越南南方武装斗争的支持，挫败美国在那里的“特种战争”。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在逐步加强，其中支持越南南方武装斗争却使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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