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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本立场问题”。特别是他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提到帝修反、蒋介石、地富反坏右等都在骂中国。①这可以说是给批评“大跃进”划出一道含糊不清的界限。只有理解了可以批评但必须有限这个界限,才能理解他从8月起开始的反击。他显然认为,党内对“大跃进”的否定已经超越了界限,必须彻底纠正。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准备进一步讨论经济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推翻了原定的议程,提出要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并激烈谴责了前一阶段那些明确否定“大跃进”的观点。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观点,将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并指责刘少奇等人的所谓右倾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会议发表的公报包括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那段著名表述。②

  毛泽东对所谓“三风”的批评,有两个观点是关键性的。其一是党内对“大跃进”及其后果的批评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其二是“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即他们是相互勾结的。③这在逻辑上决定了他在考虑对外政策时,很容易将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那些理论层次上的意见,同所谓“修正主义”问题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王稼祥建议中的观点。迄今为止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当时已经读过王稼祥的信和报告。

  一些论著的描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毛泽东是否对当时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如果不满的话,都包括哪些方面,还是一切均不满意?他的不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等等。④有间接的历史记录表明,导致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的直接事件是,在7月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接受了会议起草的那份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他认为这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⑤。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王稼祥联系上述事件,就外交工作做了检讨发言。此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点名批评了王稼祥。不过将王稼祥的建议同所谓“三风”联系起来的最直接原因,很可能与9月14日外交部负责人在华东组的发言有关。他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毛泽东对这一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此后“三和一少”同“三风”一样,开始被列入批判对象。很有可能的是,这位外交部负责人同其他一些中国领导人一样,此时并不理解毛泽东批评“三风”的根本用意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的发言还是基本肯定了1960年以来的对外政策,即一方面认为进行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斗争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①关键在于“一股风”三个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对反对所谓“三和一少”的赞扬,是同反对“三风”联系在一起的,对他来说,这不是具体政策问题,而是涉及指导思想,即对外政策应该服务于什么目的。这是问题的症结与严重性所在。

  正是因为毛泽东批评“三和一少”是与批评“三风”联系在一起的,而所有这些批评又是上述两个观点合乎逻辑的产物,所以说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改变了1960年以来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当然,指导思想的改变要贯彻到具体的对外政策中还有一个过程,就像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最终贯彻有一个过程一样,而且它们实际上也是基本同步的。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还不能将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中印边界反击战和其他一些外交方面的决定,简单归结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改变的结果。

  1962年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作出强硬的反应(如中印边界冲突)。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明显开始出现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及其争论结果,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不仅如此,这两个层次的矛盾都不是1962年突然出现的,它们各有其演变脉络,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本文的论述表明,相比较而言,第二层次的矛盾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无疑是主要的,它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这时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主要不是起因于足够严重的外部环境变化或外部冲击(如世界大战、大规模外敌入侵或其他威胁到国家根本利益的事件),也不是全面检讨对外政策的结果(如中共八大前和1960年初的情况),它主要是被国内政治变化所带动、是从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转变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在研究它对此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时,有几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其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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