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贯彻这一方针。遗憾的是，这一方针只实行了一年的时间便被中断，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原因作一点简要的分析。

原因之一：党内对「双百」方针的认识不统一

　　在「双百」方针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

　　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基本的方针完整提出，则是1956年的事情。这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扩大会议上对此进行讨论。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前一阶段文艺界和学术界所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1

　　「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广大知识分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对此报以热烈欢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2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表示：「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该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哪里会发展。」3

　　但是，对于在这一政策的看法，在党的干部队伍中，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其中有不少人对此心存怀疑和忧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二是过去的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的中间却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这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有的甚至还以编者按的形式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报》在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