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提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做『引』的工作。」14不过笔者认为，1956年10月开始的「引」的策略，与1957年5月正式作出的「引蛇出洞」决策，在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此前的「引」更多的是树立对立面，使「香花」与「毒草」进行比较，从而使人们能够辨明甚么是「毒草」，并最终自觉地与「毒草」划清界限，使「香花」更好地生长。整风运动之前，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的社会里，虽然存在著「毒草」，虽然有一些放「毒屁」的人，虽然有人不赞成社会主义，但这是少数，通过实行「双百」方针，让他们跳出来，使人民认清他们的面貌，从而孤立他们。他觉得有那么一些「毒草」并不可怕，到时把它锄掉就是了。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胜利，毛泽东的心情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他并没有把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毒草」看成有多么严重，甚至认为没有甚么大不了的，也值不得大惊小怪。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在1957春一再号召并大力提倡「双百」方针了。

　　可是，1957年5月整风开始后，鼓励「大鸣大放」的结果，放出来的「毒草」却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料，这才使他们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需要来一场大规模的锄「毒草」运动，才能将问题解决。为了将「毒草」除尽，尤其是将那些隐藏较深的「毒草」除掉，毛泽东一面在党内布置反击，一面指示继续「鸣放」，继续让那些「毒草」长出，让「牛鬼蛇神」自动跳出，目的当然是为了届时聚而歼之。如果说，1956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政策来提倡，那么，匈牙利事件后就有政策与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主要一些。至于在作出反右派运动的决策后，继续鼓励「鸣放」毫无疑问仅是一种策略了。到了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双百」方针中止也就并不奇怪了。

原因之四：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估计

　　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中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5。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单单是一个称号问题，更主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一种认同。

　　但是，在随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并没有使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提法，而是说：「在党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年来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16这就说明，党内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并未改造好，还不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政治用语中，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劳动人民从整体上讲是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的。反右派运动前，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地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又一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提法。1956年9月，他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这样说：「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71957年3月，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又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

　　毛泽东之所以将知识分子冠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在他看来，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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