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科学界已经争鸣起来了。好多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提到这一点。但照我们的看法，鸣是鸣了，而比起哲学、文艺方面来说，鸣得还不够，差得很多。可以说还有顾虑。」6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则更是坦言：「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有这样一种疑虑：今天我把甚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7
「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局面，正如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的：「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著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8 针对这种情况后，党内又产生了急于想改变这种局面的情绪。恰好在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广泛的整风运动，以改进干部作风。到了这时，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变成了千方百计劝导知识分子参与「争鸣」，并且将这种「争鸣」转变为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方式，甚至还搞起所谓「大鸣大放」。所以从这时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放」与「鸣」的重点，已不是文艺与学术思想问题，而是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到此时，不论知识分子还是政策的诠释者，对「双百」方针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当初这个方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这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限定的范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之外的领域，事实上是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坚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必要进行「争鸣」。可是，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却将「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向执政党的工作和执政党的干部提意见，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上的「争鸣」了，从而也就偏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意。「放」与「鸣」的结果是，「放」出了大量的「毒草」，「鸣」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由于对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随后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这样一来，「双百」方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极影响
在探讨「双百」方针在1957年的历史命运时，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这年10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号，随后又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和流血冲突，后来由于苏军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不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是甚为震惊的，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当时，毛泽东一方面曾自信地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9但另一面，他也不能不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的问题，而且要设法避免匈牙利这类事件在中国发生。尤其是在1956年下半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城市有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也发生了一些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的事件，更是增加了毛泽东的这种担心。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按：指此时国内少数闹事的人）引出了洞。」10他还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11毛泽东又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12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半年前他对「双百」方针的提倡，用意上是有所不同的。半年前，他倡导这一方针的主旨，是繁荣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匈牙利事件后，虽然他仍有同样的用意，但还有一层用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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