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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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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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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风”的方法，解决社会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其二是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超西方大国，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民主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加剧了中共党内的紧张气氛。这两场运动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其失败本身。就对中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情所淹没。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①与他共同浴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成了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最终被彻底打倒。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7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内外呼应”。他立即部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②只是后来在讨论中未获同意，这一部署才没有付诸实施③。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可以说是愚笨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
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①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政策，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②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③这一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此时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加剧。
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紧张起来。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中印边界冲突可以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1960年夏季，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不再安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1959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显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④ 二、1960年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⑤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据吴冷西回忆，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⑥的方针。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1月会议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了相当务实稳妥的局面。首先是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不仅决心避免破裂，而且要争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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