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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赫鲁晓夫,作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裂”。⑦正是这个决定促使中国领导人在经历了与苏共中央几个月的争论,特别是经历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尖锐冲突和苏联撤退在华全部专家后,仍然在年底的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解,即“有什么事情一起来商量,避免冲突”①。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到1961年,苏联甚至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21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②。缓和中印边界局势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1959年间,中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极度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边界局势制造舆论,企图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因此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不过经过8月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中印关系继续恶化,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为政治议题的中心。

  在9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在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情况后,决定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③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前两天,中国已经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有关情况,但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中共8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不赞成中国的立场。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认为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④。不过毛泽东不久仍然决定,停止与印度辩论边界问题,并指示媒体亦停止一切相关的报道⑤。当中国领导人决定“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时,他们必然要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找到办法。

  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确认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以“互谅互让”的办法,即“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点让步”,达成妥协。会议还决定派周恩来访问印度。⑥这时驻守中印边界的中国军队接到命令,在中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实行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措施,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着手准备访问印度,并拟订了《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草案)》。根据周恩来的估计,访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破裂,最有可能的是达成某种有限的协议。他建议应采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但不怕拖延解决的方针,将访印的目标定为进一步缓和两国关系,为未来继续会谈和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准备条件。⑧周恩来的建议得到其他领导人同意。

  4月19日至26日周恩来对印度的访问证明,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通过这次访问,暂时缓和了中印关系,使中印边界形势平静下来。缓和中印关系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领导人关于尽快解决与所有邻国边界问题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被置于首要的地位⑨。不过与印度谈判的搁浅并没有减缓中国与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反而很有可能起了促进作用。

  在1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全面讨论了与所有邻国的边界问题。可能是受到中缅边界谈判比较顺利完成和中印发生边界冲突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制定了基本方针,概括地说就是尽快和有步骤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所谓有步骤就是安排了大致的顺序,即当前抓紧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同时尽快解决中朝、中蒙边界问题;加快解决与缅甸、尼泊尔和老挝的边界问题;中越边界因越南还在与美国作战,可以暂不解决;与苏联的边界线最长,问题比较复杂,但也要争取解决。①与周恩来准备访问印度同时,中国也开始着手解决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从后来的情况看,尽管中印边界问题未能解决,中国还是基本实现了1月政治局常委会的设想,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

  1964年中国开始与苏联谈判边界问题,由于受到中苏论战和双方关系全面恶化的影响,谈判无结果而终。在印度支那地区,随着局势日趋紧张,中国对该地区的政策面临着进行调整的外部压力。中国需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即是否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和如何解决老挝危机。相比较而言,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更关注的是老挝危机,而不是越南的局势。1959年和1960年,在越南南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压力下,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开始改变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执行的加强北方建设、争取和平统一的战略方针,认可并越来越明确地支持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1960年9月召开的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加强解放南方的武装斗争的政策。②越南劳动党的政策转变和越南南方解放战争的发展,使中国面临着复杂的情况。中国在1958年曾经明确表示,越南劳动党应将巩固和建设北方作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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