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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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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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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首先探讨1962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②。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关系，在1956年波匈事件的冲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误①。
其二，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活动等表明，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②。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苏联领导人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一些相关理论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③。
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间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④。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像，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⑤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
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没有提供任何结盟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事实表明这是远远不够的。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某些时候对盟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一块巨大且关键性的基石。 一旦这块基石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关系的影响，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作用，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的准则表述得并不那么清楚，当然也就不会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也一定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1957年春夏开始到195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其一是1957年春的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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