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改设学堂（常州）〉，〈请拨庙捐兴学：苏州〉，分别见《中外日报》，1902年3月21日，1905年7月15日；〈禀请抽捐兴学〉，〈禀抽泊捐助充学堂经费〉，《时报》，1905年2月2日，7月7日。

48 小川嘉子：〈清代に于ける义学设立の基盘〉，载林友春编：《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1958），页257-308。

49 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页27-28、453-54、483-84。

50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15-16. 兰金认为家塾与私塾的转变可能阻碍新式公共学堂的建立，而卡尔普（Robert J. Culp）通过对浙江省兰溪与嘉善两地县级教育的研究，对此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参看Robert J. Culp, "Elite Associ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Jianshan and Lanqi Counties, Zhejiang, 1911-1937", Modern China 20, no. 4 (October 1994): 446-77。

51 数字分别据〈河南全省私塾改良一览表〉[A]（《学部官报》，第31期，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B]，页399-400。有关统计列表如下（据《学部官报》，第31期〈河南学务统计表〉，非私塾改良的小学堂，高等为123所，两等18所，初等187所）：

52 〈淮扬徐海通各蒙小学堂一览表〉，〈学界纪闻：松江府城学堂设立一览表〉，分别见《时报》，1905年5月2日，1905年6月20日。〈光绪地三十二年苏州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四十四册，页298。华北的情形似稍有不同，据1905年对天津学堂调查，当时天津城内外国人所立及女子学堂除外，共有学堂三十九所，其中官立十八所，民立十五所，私立六所。见〈天津学堂调查表〉，《时报》，1905年2月16、17日。

53 〈上海学堂一览表〉，载沈同芳编：《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下）（1906年），页121-33。

54 Marianne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rans. Paul J. Baile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chap. 2. 但巴斯蒂指出，学校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著受教育者数量的增加，而且新式教育的费用大约是传统教育费用的一倍。在张謇倾力兴学的南通，新式学校在1907年最多只能接纳一百名学生（页74-75）。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对广东地区的研究中也得出这一观点，并强调新教育是有利于士绅阶层（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76）。时人的观察也指出「学堂就学之费多于科举」（〈学堂论六〉，〈论科举废除后补救之法〉，《中外日报》，1902年3月27日，1905年9月11日）。

55 〈初等小学堂章程〉，载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页298。1902年的〈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地方绅富捐集款项，得依中学堂章程而设立中学堂，谓之民立，中学堂卒业出身应与官立者一律办理。平时并由官力代为保护，并得借用地方公所寺观等处以省经费。」同上书，页158。

56 这一统计，据1904年12月7日至1905年11月18日的《时报》、《中外日报》报导，可能有相多的缺漏。

57 〈异哉苏州学务处之营生〉，《申报》，1905年5月3日。1906年，王国维根据其家乡浙江海宁的情况，指出当时地方筹办学款，结果「小民负载之豆麦，屠宰之羊豕，几于无物不税，无地不征」，而「筹款既无定章，劝学必分区域，则搜括之法既不能异于曩时，而劝学之员又岂必遂无若辈」，〈纪言〉，载《王国维遗书》，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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