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府厅州县筹官费所设为初等官小学；以义塾、善举等事经费所立，以赛会、演戏等所积公款所设者为初等公小学；一人独立出资、家塾或塾师设馆授学，为初等私小学55。这意味著，地方学校主要是由地方绅董所控制或为其所创办的，同时，地方公立学校的设立也就是意味著如何分配已有的地方公款以及如何进一步筹集地方办学款项。由于当时的一些地方公款，如书院经费等是官立学校的经费，使得原先不足的地方教育经费更为缺乏。而公立学校数目的激增，意味著需要更多的教育资金，唯一的方法是向民间派收学捐。即以江苏而论，据当时报导，仅苏南一地，从1904年12月至1905年11月间，即有二十六起由地方士绅提请抽捐、包捐、溢征等为兴学经费的事例56，以致于时人感到「各县设立中小学堂动辄开捐筹款，如近年来丝绸鱼肉等捐无地无之」57。这样在筹集地方教育资金的过程中，地方士绅获得了部分征收地方税收的权力。
同时，随著科举的废止，原先的地方士绅不仅充分利用了官方设立的学堂等来为自己获取地位，而且大量介入了地方公共事务，这也引起地方社会的阶层的分化和重组。依就地筹款兴学的原则58，这就意味著对地方公款的争夺与对普通民众的进一步榨取。前者意味著新旧士绅间的冲突，地方社会的分化和嬗变，后者则意味著地方士绅势力的扩展。在科举废止后，士绅阶层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分化与衍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5392-93。
2 前者如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页11-17；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页185-96；后者如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上海书店，2003），页130-44；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页194-204。
3 关于这十年间清季各方废科举努力的简要综述，参看周振鹤：〈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页51-54。
4 许大龄指出，清代任官捐纳异途与科举正途相对，除了解决财政问题之考虑外，还有政治上之考虑，如雍正帝明谓「正途出身人员，往往徇私结党，挠乱国政，反不若授职富人，藉以牵制科甲。……故捐纳屡经停止，又复议开」，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载《明清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172。
5 参看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页113-39。
6 何炳棣根据《爵秩全览》统计了1764、1840、1871、1895四个年份地方官的初始任官资格，由科目正途入仕者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72.5%、65.7%、43.7%、47.9%；由捐纳入仕者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22.4%、29.3%、51.2%、49.4%，见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49.
7 蒋琦龄：《应诏上中兴十二策疏》，转引自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页155
8 相关分析，参看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二章。
9 同注7。
10 〈时事批评〉，《时报》，1905年9月6日。
11 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载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页9-12。
12 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页47-59。
13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谕于各省、府、直隶州及各州、县分别将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载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页5-6。
14 政务处、礼部：〈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载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页36-37。
15 时人关于这一奖励章程的修正性意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