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清代州县官的出身背景（1745-1904）

说明： 1），2），同表一。 
  3） 数字是知县与散州知州的总数，不包括直隶州知州与直隶厅、散厅同知。总数的数字包括只标明升、调、补、选而未注明出身官员的数字以及标示不清的人数，因此大于前三项的总和。其中1745，1850采用瞿同祖的统计数字，见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37页。

　　清代官员入仕之途的捐纳超过科目，反映在实际的官员铨选中，就形成异途压倒正途，科目正途出身者难以获得实职。同治元年（1862）顺天府尹蒋琦龄就观察到，「近日吏部选法，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而更有甚者，在保定府，就是吏部分发的即用人员也无补缺之望，「至有追诲不应会试中式者」7。其实，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通过科举入仕也是相当不易之事8，而在清末捐纳大开的背景下，实际结果「使捐班加于正途之上，且拥挤正途而尽去之势，且迫正途亦效捐班之所为，俾天下之仕者不尽出于捐班者不止」9。在科举与入仕的相关度渐渐疏远的背景之下，士绅阶层对科举的最后废止反应自然比较平静，毕竟学堂提供了新的机会。

　　然而，尽管在晚清由科举入仕不易，但对普通士子来说，仍不失为上升之一途。故科举不废除，与功名不相关的学堂自难以得到发展。对于科举与学堂的关系，《时报》的评论敏锐地指出：「科举废矣，而出身皆在学堂之内，则办学堂者对于上而不患无权，对于下而不患无人，故办学者不患资不多；科举废矣，而出身皆在学堂，则入学堂既有前途之望，复无后路之歧，故入学堂者亦不患其不多。」10 　

二

　　由于科举是士绅上升之途，清政府在考虑废止的过程中，注重的是如何使得传统的功名与新式的教育相配合，从而使学堂具有科举的某些功能，以及如何使得原先拥有功名，尤其是有下级功名的生监层在新的学校体制中找到出路。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力陈科举之弊，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重点在于废止八股取士，并未把学堂取代科举纳入考虑之中。真正对于科举取士提出根本性颠覆建议的是二十世纪第一年的新政诏书之后。

　　先是1901年4月，袁世凯在遵旨提出新政意见时，建议变通科举，逐年核减科举中式名额，另增实学一科，以所减科举名额为实学科的中式名额。待数次考试后，实科名额达到与旧学名额等同时，此时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也多实学之人，此时将旧科中式名额与实科一体办理11。稍后，张之洞与刘坤一所上奏折中对此一问题有更全面的考虑，不仅考虑了科举改制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旧式士子的出路，以及学堂如何替代科举的问题。在《江楚会奏三折》第一折〈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科举改章，一是分科递减科举名额，用学堂取代科举，并最终废除科举。其意在于使「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为此，张、刘设计了一套学堂毕业生与科举功名的对应法则，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大学的毕业生分别对应于附生、廪生、贡生、举人、进士。张、刘认为，渐改科举章程，正在于考虑如何为「旧日生员年岁已长，资质较钝不能入学堂者」筹出路，是「兼顾统筹潜移默化而不患其窒碍难行」的办法12。如何处理旧日生员及奖励学堂学生，也正是清廷所考虑的，1901年9月14日关于书院改学堂的诏书中强调，「学生毕业，应如何选举鼓励，一切详细章程，著政务处谘各行省悉心酌议，会同礼部复核具奏」13。1901年12月5日，清廷批准了政务处会同礼部所奏〈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正式规定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的科名出身14。其后袁世凯、张之洞、张百熙、荣庆、赵尔巽等的奏折中一再强调科举奖励之意。1904年张之洞主持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便专门制定了《各学堂奖励章程》，给予各级学堂的毕业生以科举之功名15。

　　清政府废除科举的过程，表面看起来，使传统士子的仕进之路断绝，实际上士子获得功名的机会比传统的科举考试更广，「至所称递减科举及将来毕业学生，由督抚、学政并简放考官考试一节，使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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