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必须是年二十五岁内的举、贡、生、监；镇江府中学堂招生不足，「由祥太守示招廪、贡、生、监」33。何一民对1907至1908年四川成都部分学堂学生成员的统计也显示出其这一特性（见表3）。即使是巡警学堂等也多招收有旧功名的士子34。当时公派的留日学生中，也是这些旧日士子占了绝大多数，如1906年福建留日官费生共七十一人，其中举、贡、生、监为四十九人，童生十九人；陕西留日官费生共五十五名，其中举人、生、监为三十八人，生童为十七人；贵州九十七人中，其中举、贡、生、监为九十五人。就是在私费留日学生中也是这四类人占多数，如福建私费留日学生中，举、生、监为三十人，童生为二十人，捐职者十七人；陕西的十一人中，生、监三人，童生八人；贵州的三十二人中，贡、生、监为十九人，童生六人，捐职四人35。这也说明，科举改制相对来说，对下层士绅的影响更大一些，使他们成为亦旧亦新的过渡一代。
表3：清末学堂学生功名统计表
资料来源：江南高等学堂辑：《江南高等学堂群英录》（光绪二十九年）；《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全体同学录（1907-1910）》；《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3编、第4编；《四川教育官报》1907-1908年所载各校学生名单改制，转引自何一民：《转型时期的社会新群体：近代知识分子与晚清四川社会》（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大学堂师范毕业照章给奖折》，分别见《学部官报》第5期，第19期。
三
科举废止后，清政府要求各督抚、学政切实督饬地方官「劝谕绅士广设小学堂，裁节官中不急用之费，捐募绅富有力之家，通力合作，同时并举」36。科举的废止，使得原先对新学堂持观望态度的士绅投入到新式教育中来。如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所指出的，尽管作为一个阶级，士绅集团始终是反对废除科举制的，但是废除科举后，因学堂也能授予各种旧式功名，他们迅速利用学堂来保持其特权，不仅送其子弟入学，也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用自己的钱来办学堂。士绅阶级不仅创办了几乎所有的私立学堂，而且由他们发起并开办大部分公立学堂37。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在办学堂？从当时江苏兴办新学的官方文书列有不少为办学士绅请奖的事例，可以反映出当时士绅兴学的一斑。在江苏省，除了官立学堂外，城市中的学堂大多数还是由具有相当功名的士绅创办的38。1907年直隶曾对各属因办学出力及捐助学堂经费而获奖励的人员作过统计，共计310人，其中实官及捐有各种职衔者47人，占15%；各类举贡生监127人，其中各类生员39人，监生19人，文生49人，占40%；民、商人38人，占12%；绅董或董事21人，占7%；其他人员13人，占4%；未标明出身者64人，占21%39。这一统计中，可以看到具有初级功名的士子，对于兴学的热诚。
在教员方面，根据山西省1907年的调查，对中学堂以下职员和教员的统计显示，低级功名的士子占绝对的比例。在总共522人中，各级生员共有278人之多，占53%；举人54人，各类贡生67人，占23%；新式学堂出身者59人，占11%；有各类职衔者38人，占6%40。1907-1908年间在江西、安徽与山东的抽样调查，也反映出下层士子、新式学堂出身者以及举人与贡生，是新式学堂教职员的主体。江西12所学校总共155名教职员中，举、贡、生、监为95人，占61%；新式学堂出身者40人，占25%；进士及有职衔者15人，占10%。安徽11所学校150名教职员中，举、贡、生、监为87人，占58%；新式学堂出身者41人，占27%；进士及有职衔者12人，占9%。山东15所学校165中教职员中，举、贡、生、监为70人，占42%；新式学堂出身是为36人，占21%，而进士及有职衔者37人，占22%41。直隶属1907年的材料显示，1907年分派各属中学堂的教员共68人，其中举人、贡生10人，生员、监生21人，新式学堂经历者29人，其他出身者8人；分派各属初级师范学堂的93人中，举人、贡生6人，各类生员68人，未明者19人；分派各属高等小学堂的209人中，举人、贡生15人，各类生员179人，未明者15人42。依据1908年《湖北全省各学堂职员一览表》，在湖北173所各类学堂2,367名教职员中，具有进士出身的占1.68%，举人占6.29%，贡生占10.35%，生员占45.61%，监生占7.18%，有职衔或新学经历者占17.28%，未标明身份者占11.49%；而在所有教职员中，同时具有旧式科举功名和新式教育经历者有1,020人，占43.09%。从这些抽样的统计中可以看到，科举的改制与新式学堂的大量设立，使下层士绅获得晋升的机会，而下层士绅也充分利用这一上升的机会，成为推广与创办新式学堂的主体。正是这一批人形成了既不同于旧式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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