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止后，与奖励学堂出身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安排旧日士子的出路问题。据当日报纸的报导，在政务处与张之洞会议科举改制前，慈禧就此问过张之洞两个问题，即奏停科举一节究竟该如何办理，以及「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对前一问题，张之洞认为虽然「现在改试策论，虽较八股为有用，然究属空言……取士非由学堂不可，但科举不停则学堂仍不能大兴」；对后一问题，张奏云：「科举之废所不便者，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力富强者皆可以入学堂矣，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做。况臣之请停科举者，亦非刻下即行罢废，其所以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岁矣，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而「西后闻此说，遂面谕即与政务处妥议具奏」19。科举废止后，《申报》就报导学务大臣拟六年考试优贡一次，十二年考试拔贡一次，专取长于旧学的生员作中学堂国文老师20。1906年政务处即提出有关举贡生员出路的六条办法21。科举废止后，地方对于此事亦多有考虑，如江苏所采取的办法，一是广设中小学堂，使诸生入堂安心习业，二是省城设立师范传习所，为老年诸生入学，三是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一律添设学额，为年二十以上诸生考选入学，小学程度未足者，令其补习22。

　　事实上，早在科举废止前，清廷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官方设立的各级师范、高等、中等学堂基本上是专对有功名士绅开放的。如1902年的《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附设之师范学堂只招收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入堂肄业。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制定的《直隶小学堂章程》也规定只招举贡生员。张之洞则规定湖北新学堂的学生非从士绅中考选不可，师范学堂只招考「本省举、贡、增、附生，年在二十四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23。海关的报告则说地方官改行新学，「改惜阴书院为县学堂，专课蒙童，文正书院为府学堂，专课举贡生监」24。1904年初张百熙等上奏的《重订学堂章程》中也写道，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25。是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也规定，「师范生暂时应就现有之贡、廪、增、附及文理优长之监生内考取」，「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省内各州县之贡、廪、增、附、监生；州县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州县内之贡、廪、增、附、监生」26。筹设于1903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早期学生主要招收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举、贡、生员27。这就说明，当时新式初级学堂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原来旧有功名的士绅。对三（两）江师范学堂学生成员的学历分析和功名的统计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在1904至1906年，现存的学生名册中，共计168人，其中无任何功名者只有11人，占6.5%28。即使是由民间所办的师范学堂，也有专门以旧有功名的士绅为招生对象，如张謇创办于1903年的属于中级师范学校性质的通州师范学校，学生就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29。

　　不仅是师范生的主体是具有功名的士绅，而且当时官办高等学堂、中学堂的生源基本上是年龄在二十至二十五岁间，曾有小功名的士子。科举废除的江苏学政唐景崇在关于学务的奏折中指出，江苏「每府廪、增、附生约在千人以上，其年壮有志进修者殆不下数百人，如统归之师范传习所，恐难容纳」，他认为按《奏定学堂章程》，中学阶级与廪、增、附生尚属符合，因此「惟有多立中小学堂，使诸生入堂安心习业，小学程度未足者，令其补习」30。其实，开办于1903年5月9日，由两江总督魏光焘总理学务，由缪荃孙作总教习的的江南高等学堂，其所招收正课学生全部为贡、廪、增、附、监生这一类下层士绅31。据黄炎培在民国时期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江西省所办的江西大学堂、武备学堂、方言学堂、实业学堂、初级师范、洪都中学、南昌县立高等小学等所招学生俱是五项生员32。而从当时的一些招生广告中也可以一窥此情形。1903年江苏省中学堂出现缺额，要求报考的苏、松、常、太、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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