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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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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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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顾颉刚首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说”，其后在1925年，日本学术界才正式提出“加上原则”，因此顾颉刚不可能受“加上原则”的影响；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的渊源一是富永仲基的“加上原则”，一是崔述的《考信录》，而尤以《考信录》为“直接背景”；崔述“无疑是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的共同源头”。〔17〕
彭林先生也认为：“崔东壁的《考信录》最晚在1904年，日本就把它刻出来了，当时日本汉学界有个叫那珂通世的，这个人是学术巨子，他非常推崇崔东壁的东西，那么后来就把它加以标点，在日本出版了，引起了日本史学界一场革命。那么应该说日本近代史学它里边受到过中国史学的影响。昨天看了关于崔东壁的一些文章，当时日本非常喜欢他这个东西，那么顾颉刚、胡适、梁启超当时对崔东壁非常推崇，大概就是中国‘出口转内销’，发现了崔东壁这些东西。因为进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人注意，到了在日本发生重大的影响了，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个书对我们很重要。”〔18〕
本文认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内藤湖南（或富永仲基）“加上原则”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三者，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与传说产生的顺序正好相反”的规律来说，是基本一致的。甚至崔述“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之说，与三者也是基本一致的。钱婉约文中比较了内藤湖南“加上原则”所解释的中国古史与顾颉刚“层累造成说”，并列出图示，其中内藤湖南所说的历史人物与提出学派的序列是：1，易学——伏羲；2，农家——神农；3，道家——黄帝；4，孟子——尧舜；5，墨子——夏禹王；6，孔子——周公。顾颉刚所说的历史人物与提出时代的序列是：1，汉代——盘古；2，李斯——三皇；3，《易·系辞》——庖羲；4，许行——神农；5，秦——黄帝；6，战国——尧舜；7，西周中期——禹。二者相较，大体相同，或者说十分近似。不同之处只是内藤湖南的序列中多出末端的孔子——周公一个环节，顾颉刚的序列中多出前端的汉代——盘古和李斯——三皇二个环节。
另一方面，在李庆的研究中没有见到顾颉刚直接受到日本影响的证据。钱婉约的文章使问题进一步深化了：白鸟库吉1909年发表“尧舜禹抹杀论”比顾颉刚1923年发表“层累地造成说”早14年，崔述《考信录》1824年刊行比白鸟库吉又早85年，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比《考信录》又早80年。其间没有确定任何直接影响，问题似乎已超出一般考据之外了。
（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李学勤先生从政治和社会思潮的通常角度，以及多国范围的不寻常视野出发，提出了“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一说，对于解释上述中日思潮早晚争论，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向。
李学勤先生说：“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19〕（《导论：走出疑古时代》）（P.9）在对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林泰辅有关文章的发表情况作了细致的说明之后，〔19〕（《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P.350）李学勤先生指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史学史上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白鸟库吉后来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很不敢苟同的，后来他是讲满蒙的，他那个满蒙的东西恐怕还是为当时的日本政治起了相当的服务作用，不管是主观上怎么讲，它是起了相当的作用，我们不见得赞成。可是，‘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来看，应该说还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其实那个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啊，完全一样。因为日本的白鸟库吉，那个时候马上就引起一个争论。站在他的对立面和他争论的，是日本当时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汉学家，就是以林泰辅为代表的。……他们这一派应该说是在日本极有根基，所以在我看起来，就和我们中国的情况一样。一派是从当时的思想史来看，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一派是对于考证历史史实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5〕
在此方面，李庆先生也提出了相近的意见，他说：“20世纪初开始，《崔东壁遗书》在中国和日本的这一流布的现象，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首先，《崔东壁遗书》尤其是《考信录》在中国和日本的学界，一度成为大家重视的焦点，对于两国的近代‘疑古’思潮的展开，对于要求把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审视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对于打破传统迷信的束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2〕
这里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已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和《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发表了以前所未见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其中一篇说到1955年郭沫若访日，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同行，归来后对顾颉刚说：“日本人在封建社会中不敢疑古史，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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