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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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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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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又以秦皇本于‘太一’。”其中引用了日文原文，所据资料来源有《东洋学报》、《白鸟库吉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等。〔16〕（《中国上古史导论》）（P.79）
据李庆的研究，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中国史学界都出现了强烈的“疑古”思潮。在日本，开启思潮的是那珂通世，掀起轩然大波的是白鸟库吉，继承发展他的是津田左右吉。这一思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在日本汉学界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那珂通世于1903年4月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则在1908年前后提出，正式见之于文字是1909年8月。两国的“疑古”学者都对《崔东壁遗书》有相当的兴趣，两国的中国古史研究相互间也确有互动的影响关系。〔2〕
那珂通世最早在1902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编第七号上发表《考信录解题》，介绍崔述花费40余年“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并说：“读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加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
据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原刊日本1923年版《那珂通世遗书》。）那珂通世的《崔东壁遗书》得之于狩野直喜所赠，为陈履和道光四年刻本。
狩野直喜在1900年前后，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文廷式、陈毅、俞樾等文人有相当的联系。据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说：“他(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崔述之事，摘录了他的学说的概要，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之故。从德川时代就有热心的信徒，他的书在日本有很多抄本。据我所知，内藤耻叟先生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博士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博士，那珂博士遂得其完本出版。”
由残本到完本，尚有一个细节。据钱婉约的研究，1901年，内藤湖南在杂志上见到那珂通世将在日本刊印《崔东壁遗书》的消息，便写有《读书偶笔》一文，其中说到他收藏有《崔东壁遗书》的全本，愿意借出补足那珂的残本。那珂果然没有立即刊印，而等到1903－1904年，才刊出了《崔东壁遗书》的全本。
中国方面，1921年1月，胡适找到《畿辅丛书》版的《东壁遗书》。2月，胡适致信日本的青木正儿，托他购求日本出版的《东壁遗书》，未果。1923年4月，胡适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4年。《东壁遗书》由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出版。此时上距日本重刊《崔东壁遗书》已20年。但是由于《考信录》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反过来，日本一些学者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双方确实存在互动关系，包括“层累说”与“加上原则”早晚问题的争论。
据钱婉约介绍说，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富永仲基所著《出定后语》于1744年刊行，其中论述了婆罗门教二十八重天、三十三重天是由后起的教派教理叠加的结果。富永仲基以此分析解释中国历史，著有《说蔽》一文，但早已佚失。
内藤湖南于1921年、1922年和1923年，分别发表了《尚书稽疑》、《禹贡制作的时代》和《易疑》等文。《尚书稽疑》认为起初是由儒家提出了王鲁、尊殷的思想，又由墨家提出了祖述尧舜的思想，到战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思想，所以尧舜禹是后人附加上去的。《禹贡制作的时代》认为大禹治水是战国人的传说。
1924年，内藤湖南找到了散失的富永仲基的《翁之文》，将其刊行于世。1925年，内藤湖南作了题为《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演讲，首次将他的理论称为“加上原则”。其后到1965年，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奇市定在《独创的支那学者内藤湖南博士》一文中，称内藤湖南在1925年以前所写的有关文章是按照“加上原则”写成的，并且提出顾颉刚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中“叙述了与‘加上原则’完全一样的他自己的思想”。
钱婉约认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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