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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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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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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在此问题上的表述前后有所转变。1923年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的引言部分，（此文第一、二章已刊于1923年4月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王煦华先生于《崔东壁遗书·附录》文后按语说写于1925年，可能有误。）他说：“明年（一九二四），就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了。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约二十年前（一九0三—四）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方才知道有崔述这个人。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的。……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1〕（《附录》）（P.952－953）
1931年胡适先生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后记》中，说他1923年始作崔述年谱，这一年“秋后我从南方会北京，我的兴趣已经换了”，所以年谱的后半部分也由赵贞信续完。〔1〕（《附录》）（P.1015）事隔14年，1936年在亚东版《崔东壁遗书·序》中，胡适先生说：“他的著作，因为站在时代的前面，所以在这一百多年中，只受了极少数人的欣赏，而不曾得着多数学人的承认。”〔1〕（《附录》）（P.1043）这时便不再提那珂通世。
钱穆先生的陈述是更加精确的。他说：“东壁之学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没于书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于今始大显。”〔1〕（《附录·钱穆序》）（P.1046）这一判断以骈体写出，看似含糊，其实是更为准确的。
钱穆先生的这种表述与他撰写此文时的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学养、信念有关。钱先生的《序》作于1935年12月的北平，当时由顾颉刚先生整理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版在即，而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也更加急剧，时局紧张，有传言说日本人将要逮捕顾先生。〔6〕（P.170）钱先生详记当时情形说：“顾君又敦促……而北平各大学青年爱国运动骤起，牢狱之呻吟，刀刃之血滴，触于目，刺于耳，而伤于心，一室徘徊，胸沸脉竭。而顾君之期限既届，则我又将何以序崔氏之书而应顾君之命乎？无已，请舍崔氏书而言时事；时事之坏无足言，请言其所以坏。……为穷源探本之论者，乃研讨及于吾中华民族文化之真价。……我民族之光荣何在？曰：在古史。我民族文化之真价何在？曰：在古史。……然则儒家之所传，《六籍》之所载，固于古史为若是其不可信欤？曰，又不然，儒家亦古学一大宗，《六经》亦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其自身即为古史一大部，谓必舍此二者而后可以求古史之真相，我未见其有当也。”钱穆先生是由国难的深重敏感到古学的价值和保存民族文化的责任，从而比较崔述与顾先生观点的异同说“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1〕（《附录·钱穆序》）（P.1047－1048）其中隐含了对顾先生的间接批评。
另一方面，钱先生也从学理上论证了殷商史的可信性，其否定崔述的推理方法迄今仍为学者所称引。他说“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今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自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夥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可为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1〕（《附录·钱穆序》）（P.1048）
在此背景及认识之下，钱先生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便带有否定疑古的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崔述、顾颉刚的同时，钱先生实际上给出了关于本民族与其文化的方向性的指导意见。他说：“中国二千年来之人才几于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来之历史亦不啻儒术之历史，二千年来之文化亦不啻儒术之文化也。”〔1〕（《附录·钱穆序》）（P.1051）“故将有志于治国史而探讨我民族以往二千年文化之积累，使不通乎儒家之说，不究乎《六经》之旨，是犹登山未跻其巅，涉海未达其岸，终必将晻黯而有所不睹，茫洋而有所未逮矣。”〔1〕（《附录·钱穆序》）（P.1050）“一民族之复兴，必将于其民族文化自身为内力之新生；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内力之新生者又必于其已往之历史有清明之别择。”〔1〕（《附录·钱穆序》）（P.1052）
本文认为，以上胡适先生的“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先生的“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虽然未及详尽分析，含义也比较模糊，但是就其大旨而言，至今看来仍然有其合理之处。
（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
关于顾颉刚先生与崔述的渊源关系，王煦华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全面肯定的，既肯定了二人的学术方向，也明确了二人的学术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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