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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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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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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胡适在1924年就已指出，顾颉刚“剥皮主义”“这个见解起于崔述”。〔3〕（《古史讨论的读后感》）（P.192）陆懋德先生1926年也已提出：“原书六0面言‘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此与崔氏《考信录提要》之言如同出诸一口，故余谓顾君之思想受崔氏之影响而成也。原书六五面又疑‘后人何以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此语亦与崔氏之说极为相似。”〔9〕（《评顾颉刚〈古史辨〉》）（P.370）
王煦华与邵东方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和理论的层面上展开的。本文认为，顾颉刚先生在疑古辨伪方面有多年的思考，形成了他自己的思路和表述，因此不能从来源上认为他的疑古辨伪思想是由崔述接受而来，但是就“层累说”的前二条而论，是明显地、直接地来自于崔述的。除了现代学术语言等形式上的不同，顾颉刚与崔述的意思大体相同。
就王煦华引用过的崔述和顾颉刚的论述来看，第一，就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前二条而论，主要是对比“时代”与“传说”二者的反背关系。崔述所说的“世”，与顾颉刚所说的“时代”没有根本的差别；崔述所说的“识”，不是“识见”，而是“所知”，这与顾颉刚所说的“传说”也没有根本差别。“世”与“识”是比较“史”与“书”的关系而言的，也是比较客体与主体两个方面而言的，顾颉刚先生的意思也是如此。第二，顾颉刚所使用的句式“愈……愈”的结构，与崔述完全相同。第三，顾颉刚所揭示的“反背”一语，与崔述所说“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学益浅，其所记宜少反益多”〔1〕（崔述《曹氏家谱序》）（P.707）的“反”字，也有一定关联。
对于邵东方的观点，本文认为，时代的先后所造成的差别，宜于梳理其前后变化的轨迹，而不宜于作高低水准的判别。古史辨派是比较重视前后变化的，胡适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相互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10〕（27）顾颉刚先生也多次表示，他的辨伪成就与环境、时势相关。“以是知辨伪思想，无代蔑有，特为不适宜之时代环境所压折，乃若有时有、有时无耳。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如此其可宝贵也。”〔11〕（卷九）（P.6616）“清末的古文家依然照了旧日的途径而进行，今文学家便因时势的激荡而独标新义，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的问题做自己托古改制的护符。……同时，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的价值。”〔3〕（《自序》）（P.77－78）时代总有不同，其风气流转颇可留意，然而要在此一方面比较高低或根本差别，意义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三）廖名春的“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
廖名春先生提出了一个近来较有争议的观点，他说：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自述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幾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此外还有另一由钱玄同到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日本学界背景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一文中，廖名春引用了胡秋原1973年所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的观点，即认为顾颉刚与钱玄同的关系密切，并曾主张废止汉字，效仿日本作家“外骨”自称“废姓外骨”而改名“废姓玄同”，继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学白鸟库吉之舌，说尧舜禹皆为神话。“在他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他们求证的办法很简单，一、过去许多疑古、考证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录，再抄抄白鸟等人之说。”同时认为古史辨派的灭古帮助了有白鸟库吉参加的灭亡中国运动。〔12〕
廖名春指出，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于1909年首倡“尧舜禹抹杀论”，成为一时风尚。1909年8月白鸟库吉刊出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讲演，认为尧舜禹都是儒教中的传说人物。随即有后藤朝太郎写出《论尧舜禹的抹杀》。1911年12月，白鸟库吉又发表了《关于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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