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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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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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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认为：“从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看，他的疑古辨伪思想是继承了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疑古辨伪工作的成果，用历史进化论、社会学、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的一个系统，是中西文化结合产生的硕果。”〔7〕
王先生分别引用了崔述和顾颉刚的有关论述，引用崔述的是《补上古考信录》的一段：“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引用顾颉刚先生的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总结陈述：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3〕(P.60)以及稍后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说的：“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3〕(《自序》)（P.51)
王煦华先生说：顾颉刚的古史观和历代辨伪言论相比较，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他们的一些基本思想，但并不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有一些量的改变，而是有了质的变化。就拿最后的崔述来说，他说的‘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虽含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念，但思想还是模糊不清的。因为，(1)识见的上下，与称引的远近，并无必然的联系；(2)时代的前后，传闻的繁简，与古史系统的远近，也无必然的关系。因此，崔述的这些总结性的话，对历来相传的古史系统并不能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顾先生对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表述，则排除与古史系统远近无关的识见和繁简，而单纯以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先后来比较，从而得出两者的先后恰恰相反的规律性认识。”
路新生先生是近年来专门研究疑古史、史学史并且成果较多的一位学者，他的研究认为顾颉刚在三个方面承袭了崔述的辨伪成果：一，古帝王非出一系；二，关于夏商与商周关系；三，五德终始说。（参见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主要内容又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崔述考信辨伪的成就与不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邵东方的引述。）也是基本上肯定了顾颉刚与崔述二人的先生方向。
路新生的研究是在非常具体地比较二人学理上的共同点一方面进行的，如认为：“对比一下顾颉刚与崔述的说法，显然，顾说更加精彩，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了，而崔说则还比较直观和感性化。另外，顾说中根据第一、第二点抽象出来的第三点，是崔说中所没有的，这也是顾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关于如传说古史期中被放大的具体人物，顾、崔二说也不尽相同。然而，从思维的指向上看，从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看，顾、崔二说存在着内涵上的叠合面，以今度古和世愈后却载记愈详这两个崔说的‘终点’，正好成了顾说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顾的‘层累说’所具有的那种理论思辨色彩和哲学的抽象性，虽然为时处乾嘉封建时代的崔述所不可及，但崔说中具备着可供顾颉刚进行理论总结的思想芽蘖，这也是事实。崔、顾二说前后继承、发展的思想轨迹是清晰可辨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顾的‘层累说’是在受到了崔说的启迪，发展了崔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他的比较性的工作受到了邵东方先生的批评，被称为是“在学术的最浅层次上”。〔8〕（《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P.249）
关于顾颉刚与崔述的渊源关系，邵东方先生的观点与王煦华先生比较相似，二者可以互为补充。邵东方先生认为：“崔述和顾颉刚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的根本差别就是，崔述是在首先承认《五经》所载为真实的前提下，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质疑，他主张凡与经书相矛盾和抵触的记载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而顾颉刚则对《五经》与其他古书一律采取平等的态度，认为所有的古书都是经过了后人的歪曲或加工。同时，他们两人怀疑古史系统的意图也不相同：顾颉刚以疑古达到古史的考信，这样就在客观上破了‘儒家之道’；崔述也是以疑古为手段，借此弄清史实，然而他的目的是使帝王圣贤之事光明于世，所以他是以崇圣卫道为首要任务，而疑古只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所有这些都表明，双方学术的起点和终点是各不相同的。”〔8〕（《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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