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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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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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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是封闭型的内陆国家了。我在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838 8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说过：“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十一世纪后半叶（即北宋晚期）完成其南移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而拥有以海外贸易为载体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要素，正是海洋帝国的本质特征所在。因此，我认为晚唐以后，我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了“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浩瀚的太平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阻隔。北宋中叶以后，北边从山东登州的板桥镇，往南到长江口刘家港、明州港、泉州港、广州港，直至海南岛的琼州港一线，分布着二十来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与东洋（日本、朝鲜）、南洋（菲律宾、印尼等）和西洋（阿拉伯世界、印度次大陆和非洲东岸）进行着广泛的海外贸易。广州和泉州因而成为蕃商聚居之地，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号“刺桐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
二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大批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涌现出来。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统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在朝鲜《李朝实录》上可以查到姓名的宋代福建商人就达数千人之多。宋代江浙闽广一带，不仅涌现出大批从事外贸经营的本国巨贾豪富和中小经营者，而且聚集着以阿拉伯人为主的“蛮贾蕃商”，两者合计至少有数万之众。
三是从商品构成上看，宋代出口的主要是瓷器、茶叶、丝绸、漆器、铜钱等制成品，附加值较高，在商品交换中具有一定的强势地位。
四是从航海技术上看，宋元时期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我国自己建造的“木兰神舟”即大型海舶之上。所有这些，均是我国在唐宋之际已经出现海洋发展路向的表征。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海洋发展路向在两宋三百年间主要体现在以两浙、福建、广东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北宋时期，以陕西、河东和河北三路为主的北方地区由于地处辽夏前线，因而仍旧运行在传统的大陆帝国轨道上。常年驻扎在三路沿边地带的数十万禁军，即以小农经济提供的赋税和徭役为基础；同时国家又以首都开封为转运站，把从汴河中运来的数百万石粮食和数百万匹布帛，还有大批的军需物质，再分拨到辽夏前线去。宋仁宗时在对夏作战中连吃败仗，又在陕西、河东等地招募当地居民结保自卫，甚至给予“牧马草地”并减免赋役来吸引当地居民加入民兵组织，与正规军协同作战。显然这是一种具有大陆帝国色彩的耕战经济模式，而与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的海洋发展路向形成强烈对比和鲜明反差。
海洋发展路向至明清中辍的原因分析
发端于唐宋之际的海洋发展路向，表明我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开始出现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转向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向生产交换价值，人们经济行为的习俗取向开始变为市场取向。因此若把宋元时期的我国仍旧视为大陆帝国显然已不符合历史实际，此时我国至少应被视为“海陆型国家”。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国就有可能逐步转到海洋帝国的轨道上来，一如近代欧洲法兰西、德意志等大陆国家那样。
遗憾的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在明清五百年间并没有发展起来。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我国海洋发展路向受到重挫的标识性事件。众所周知，郑和船队无论从规模、人员还是政府的支持看，均是踵继其后的达·伽马和麦哲伦所无法比拟的，但这样的航海在二十五年间（1407 1433）连搞七次，把明政府的仓库搬空了。每次运出去的是满船的丝绸财宝，换回来的却是各国的“称藩”国书和朝贡使团，这样的赔本买卖肯定做不长久。郑和之后，明政府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不许沿海百姓从事外贸活动，违者严惩不贷。清初甚至发布“迁海令”，在沿海地带制造无人区，“片板不许下海”，沿海居民连捕鱼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在大部分时间内，明清两朝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与周边内陆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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