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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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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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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例如汤因比虽然否认历史进化论，但他也曾表示过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从局部的统一（分列的文明）向最后的大同（统一的全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这被苏联时期官方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СИЭ）判定为“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汤因比总的来说是反对文化有优劣并强调诸文明都不能避免“生命周期”的，但他早期对西方文明、晚年对“中国文明”
都确曾另眼相看，特别是他晚年的“中国救世论”很让我们许多华夏子孙听得兴奋。汤因比的文明分立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逻辑上有根本的冲突，更没有沃勒斯坦那种“中心”剥削“边缘”的观念，但他把某一时段上各民族或“文明”处境的巨大差异解释为“生命周期”
中处于不同阶段，这与如今被炒得很热的弗兰克关于世界上发达部分与不发达部分的区别起因于各自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期或下降期的说法，还是明显相似的。
因此无论从回应挑战还是汲取借鉴的角度，各种视角的史家都不能忽视汤因比，虽然他的那种史观如今已经不是最时髦的。
二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是当代影响最大的英国史学家之一。他出身学术世家，其叔父阿诺德．汤因比就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并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著称，他对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紧张关系深感忧虑，曾参与调解劳资纠纷，主张国家重视社会福利并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对小汤因比后来形成对“西方文明”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有潜在的影响。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专长希腊－拜占庭史与现代国际关系史，在这些方面有公认的学术造诣，但在此之外他更以知识渊博出名。与叔父一样，他也不是个纯粹书斋型学者，他曾数次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搞过情报工作，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与外交部研究司司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借用以塞亚．柏林的话说——“刺猬”与“狐狸”兼于一身的人物。
汤因比的著作种类不算很多，但篇幅堪称等身。他的《历史研究》开始酝酿于1921年，1927年起撰写，后因担任公职与时逢战争而断断续续，在1934———1961年间先后出版了12卷，但按其设想仍属未完之稿。1946、1957年D．C．索默维尔将当时已发表的前10卷缩写成两卷的简本问世（后来的曹未风等中译本把它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
到1966年，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汤因比在无法完成宏大计划的遗憾中以出版《变革与习惯》一书为这一著述工程作了总结，这时距他着手此巨著已有45年之久，缩写者索默维尔曾这样总结汤因比的心路旅程：“作者出生在维多利亚晚期的乐观主义时代，在壮年时期身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深深感到在他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他所受的主要教育又正是古代希腊式的。这就在他的心中引起了这样的问题：文明为什么会死亡？古代希腊文明的命运是否也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运？结果，他的探索便扩大到了包括所有已知文明的衰落和解体问题，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佐证。最后，他又进而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于是他就写成了这部‘历史研究’。”
显然，对当代“西方文明”深刻危机的忧患感带出的“文明为什么会死亡”问题是他写作的主要动力，而“文明的起源与生长”只是作为他探讨上述问题的陪衬而被提出。这就使他的这部巨著在平静而冗长的叙述之下深藏着一种巨大的悲观与批判意识，而且越到他的晚年，这种悲观与批判意识越强烈。而悲观与批判这两个方面又构成了一种深刻的紧张。从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文明的“生命周期”、把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阶段乃至其主要机制（由“挑战——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时期”达到“统一国家”、“统一和平”，由“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引导文明成长，而形成“统一教会”
与“高级宗教”，但“有创造性的少数”在此过程中也蜕变成“统治者少数”，导致文明衰落，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蛮族军事集团”的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文明解体、灭亡）都说成是各“文明”
的共同命运看来，他的悲观是宿命论的、无解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与他所不赞成的历史进化论实际都建立在某种“必然性”或“规律”
的基础上，只不过后者的“必然性”是乐观的，而汤因比的“必然性”
是悲观的。
然而另一方面，汤因比又力图通过批判找出一种“无解之解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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