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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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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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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很难设想成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桑巴特则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考察来完成了对国家作用的强调。在他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在突出国家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他的历史观：即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用理论统帅历史材料，从而取得了历史学派学术上的最高成就。
桑巴特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出发点建立在“经济制度”这一概念上。他说：“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制度的学说”，（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16页。）“国民经济学基本的概念是经济制度的概念。我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一定种类的经济方法，即经济生活中一种一定的组织，在这种组织里面受一种一定的经济意识的支配，并有一种一定的技术的应用。经济生活在历史上形成的特征于经济制度的概念中总合为一种概念上的统一。其他一切国民经济学的概念都以这种主要概念或基本概念为主体而与之适应”。（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17页。）在这里他将经济组织、经济精神和经济技术统一在经济制度之下，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1.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个经济制度更替过程。每个经济制度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精神和经济技术；2.在由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经济精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有两种精神，即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征服与营利）和市民精神（表现为秩序和保存）。“我们对于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215页。）3. 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国家代表着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在国家里面，并经过国家发生作用”，国家通过军队、战争、向外掠夺，实践了营利原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其次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条件：技术进步、贵金属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历史感使其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历史学派也因适应了时代要求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主流经济学派。历史感在促进历史学派自身繁荣的同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也为历史学派赢得了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使经济学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在回顾学说史时，都要特别地提及历史学派。 三、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衰探源
历史学派在十九世纪以前盛行于德国，淹盖了德国国内的其他经济理论。重经济历史的研究，忽视经济理论的创新，成为当时德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风气。然而，历史学派精心堆砌起来的“历史大厦”，却经不起振荡，德奥方法论争之后，除桑巴特尚有所成就外，历史学派从此一蹶不振。（注：不过，桑巴特将《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成就归功于马克思，他说：“在我著作中的所有的一些好的东西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的精神”。）德奥方法论之争最终以历史学派的让步（也可以说是投降）而告终，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演绎推理法的态度变化上。
在李斯特那儿，尽管他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认为它不恰当地忽视了各国不同的历史情况，但他并没有批评和放弃使用演绎方法，《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本身就是一本逻辑十分严密的著作；到罗雪尔，他开始突出强调历史归纳法，认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以归结为一种历史发展规律”。（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12页。）将演绎法降低为考察多个共同作用的经济因素中某一因素的作用时，可以采用的方法；罗雪尔之后的布尔德布兰德则更进一步认为：无需寻求规律，只罗列史实就可说明一切。克尼斯则从根本上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但随方法论之争的深入，历史学派已难以否认演绎推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施穆勒声称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演绎法，但他将其作为归纳法的补充。他主张“利用更多的归纳，同时辅之以借镜于别的知识领域的演绎”； （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页。）到桑巴特， 他则认为历史与抽象的对立已经没有了意义，“‘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和同一物的形态和内容一样”。（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至此演绎又回复到与归纳法同等重要的地位。
尽管从表面上历史学派并没有承认演绎法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要高于归纳法，但事实胜于雄辩。当西方经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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