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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域、国家、民族，彼此之间的隔阂和疏远、精神世界的空虚、对他人的冷漠等等都是西方近代主义付出的代价。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国文明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谷川认为，在任何私有制的内部深处，实际上都有一个超越于私有制之上的公共世界，而能反映这一世界的不是别的，正是人所持有的理性以及与他人共存的精神。古代中国社会通过对隐含在共同体内的阶级支配即破坏共同体因素的克服而不断获得新生，这就说明中国社会正是这一公共世界的体现。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人与人的精神结合，这是社会前进的保障和动力，因此解决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危机状况的，只有是在共同体中体现的与他人共生共存的伦理精神，这正是中国文明在现代社会中所拥有的巨大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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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引《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国中世的探求》。另，谷川道雄近著《中国史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与历史的对话记录》(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3年版)也特别阐述了中国文明的现代意义。
五、谷川史学的特质
从“隋唐帝国形成论”到“豪族共同体论”，再从“中国社会共同体结构论”到“中国文明的世界贡献论”，谷川史学从方法、理论以及历史认识上都为中国史研究开一新境。谷川史学的精髓在于：以独特的方式继承唯物史观，建立了通过道德意识、伦理精神而使人结合的共同体论；通过研究证明了共同体关系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质，也是中国史发展的规律所在；主张重视共同体的特性，重视人间精神的中国文明终究可以为现在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那么，作为中国史研究，整个谷川史学究竟体现出了什么样的特色呢?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重视实证
“隋唐帝国形成论”和“豪族共同体论”是谷川史学的基干部分，其结论之不易是因为结论的导出源于绵密的实证。比如，在五胡北朝史的研究中，对南匈奴的“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中的“奴隶”一语，唐长孺等前辈学者理解为匈奴人民是奴隶。可是谷川通过仔细推敲，认为这其实只是一句比喻的用法，从而纠正了前人的误解。再如“城民”一词的解释，虽然前人有所议论，但谷川在考察了全部有关城民的例子之后，断定其为一种制度，这就为澄清六镇之乱的性质，进而为探索隋唐国家的形成原因打下了基础。此外如五胡时期的“宗室军事封建制”、北魏的“贤才主义”、北朝后期的“新贵族主义”、“府兵制国家”等，也都是在细致考证基础上导引出来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但丰富了谷川史学的内涵，而且为后来的研究者理解五胡北朝史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方法。
“豪族共同体论”也是如此，谷川通过祖逖等人的例子先分析共同体的实际状况及其机能，然后再引用南北朝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具体考察豪族之家的社会活动、伦理思想及教育学问的内容，从历史性和现实性两个方面证明了豪族共同体存在的必然性。对于豪族共同体论，历来争议最多的有二点，即轻视阶级对立以及过于注重豪族的精神性。针对这种批判，谷川首先指出在批判者的脑海里始终以阶级支配作为思考模式，所以才难以认同豪族的道德精神。其次，正因为脑子里有唯物史观这一固定观念，所以使批判者不去对照六朝史的实际状况而只是采取单纯的思想批判。对此谷川说到，自己是通过六朝的史书记载对豪族共同体展开论证的，可是批判者却很少通过实证性研究来进行反论。通过这一表白，使我们感到正因为有着坚实的实证研究，所以谷川才不为任何偏离正常史学研究的批判所动摇。
就整个谷川史学而言，从五胡北朝政治史的实证研究中，弄清了隋唐国家的性质，又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史实证中发现了豪族共同体的存在及其机能。正是由于“豪族共同体论”是实证的结果，所以用其原理又可以勾画出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可以说，谷川史学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结论都是实证的结晶。
(二)重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谷川史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谷川产生影响的主要有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川胜义雄、滨口重国等学者。不过，谷川治学的特点是，既吸收这些学术成果，又不拘泥于它，既让这些成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又借此来巩固和完善自己的史学体系。以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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