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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地介绍了谷川史学的内容及其特点。可是构成整个谷川史学灵魂的，却不能不说是谷川本人的历史意识，而这应是谷川史学的最大特点。
我们看到，不论是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还是豪族共同体论，抑或是中国前近代社会结构论，谷川都在力图摆脱传统的阶级支配史观，旨在建立一个全新的“人”的历史学。对谷川来说，民众是人类的主体，因此重视民众的力量与成长，把民众作为历史的主体来观察的历史意识也就自然地成为谷川史学的灵魂和基调②。
谷川指出，类似只有人民才能肩负历史发展重任的历史认识固然不错，但通过这一观念描绘的人民不是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就是作为导致王朝崩溃的阶级斗争的主力军，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到人民是有着自己的生存原理，有着自己主体性的存在。对此谷川提议历史学研究应该抛弃这种表面的、形式的、机械的把握，而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重视活生生的民众世界。我们看到，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出现的为恢复自由平等的身分而呐喊的胡汉两族人民；在“豪族共同体论”里注重道德人格的豪族、名望家以及能够用“轻财重义”的评语来称赞作为指导阶层的豪族并以此判断豪族领导资格的民众；还有在“中国前近代社会构造论”中生活在家族共同体里的广大民众，这些可以说都是谷川注重“人”的历史意识下的有血有肉的存在。
谷川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提问：在现实中，有不受来自外部的任何限制，或者相反，完全受外在的支配，没有丝毫自由的人存在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谷川指出，在这样一种自由和支配的关系之间生存，苦恼才是人的真实面貌。对于人来说，如何在这样一个现实矛盾中生存下去就成为一个永恒的课题。从人类发展的道路中发掘出先人是如何面对这些课题，又是如何解决这些课题的，然后对这些经验予以总结，加以理论化，这才是历史研究者的使命。谷川强调，只用被剥削者或是阶级斗争的主力这样的意识去理解古代民众的生存，实际上正是历史学研究在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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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谷川道雄：《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共同体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2002年。
② 李文澜：《共同体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历史——试论谷川道雄先生的历史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2004年。
结语
司马迁把史学研究的意义概括为“通古今之变”，顾炎武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通当世之务”，因此探讨治乱兴衰的原因就成为古代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清代以降，由于文化统制，史学转归于史考一途。近代以来，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继承清朝考证学的传统，一方面又注意吸收西方的历史方法论，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研究的指针。但是，综观当今的中国史研究，可以说还没有一种理论能真正揭示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点，也没有一种理论能说明中国古代民众的生存原理及其对今天的中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面对这一状况，笔者认为，既吸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视历史发展普遍性的特点，又借鉴不是僵化教条地运用唯物史观的谷川史学，对当今的中国史研究是有着参考启迪意义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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